“隻要有假貨在，職業打假人就會在。”阿玖仍保持樂觀，在他看來，職業打假人是市場監管的補充力量，“我們的存在是對商家的震懾。隻要你自己不出問題，怕我們打假人做什麼？”

文丨新京報記者 楊雪

編輯丨胡傑

校對丨盧茜

►本文9781字 閱讀15分鐘5月30日，重慶市沙坪壩區。走進超市之前胡勇打開了手機錄像，畫面搖搖晃晃，背景音樂嘈雜。在米面油區，一堆套着塑料袋的皮蛋堆在散貨區，除了标簽其他都無。他随手摸了3枚皮蛋，共計4.5元。

所有過程都被完整錄下來，日後将變成訴訟證據，按胡勇的經驗，這3枚皮蛋最終将因為沒有生産日期、保質期、生産廠家等必要信息的标簽，而被認定為三無産品，商家也面臨1000元的索賠。

類似的案子，胡勇已經打過數百次之多，即使他十分反感被稱為“職業打假人”，但打假确實已經成為他生活的重要部分。5月16日，一份由重慶某高校法學院副教授趙長江團隊作出的數據報告指出，憑借最高的案件數量、全國第二高的一審勝訴率，重慶已經成為全國職業打假人最多的城市，打假人“抱團打假”成為趨勢。趙長江提出：“警惕職業打假人變惡龍”。

數據之下，是重慶某連鎖超市一年被起訴933次，也有茶商一次被訴賠償八九萬元，最終關店。有商家認為，職業打假人已造成重慶市營商環境的惡化。

但在職業打假人看來，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在法律框架下進行，并且切實推動了重慶商家的自我改進。胡勇長期關注商超食品，在趙長江的報告中，他被認定為某打假團體的核心成員，“打假的前提是有假，沒道理我們打一次假貨是屠龍少年，打十次就變成惡龍吧？”

一位接近重慶法院系統的人士告訴記者，對于職業打假這一行為，此前重慶總體上氛圍确實較為寬松。但在近來特别是“150碗扣肉”案後，法院系統已“受到了觸動”。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表示，職業打假人确實已經引起重慶高院的關注，但就此話題暫時無法接受進一步采訪。記者多次緻電重慶市市場監管部門，截至發稿時未收到回複。

150碗扣肉案後，重慶的職業打假人們明顯感覺到氛圍的變化：立案變得困難，曾經被支持過的類似案例被駁回的比例增高……重慶市司法系統在職業打假這一領域是否會轉換思路，重慶職業打假人将走向何方，無論被打假方還是打假者，都在密切關注。

“好神奇，還有這種職業！”

四川人胡勇于2010年來到重慶，經營過火鍋店，搞過燒烤，最後意外發現打假是條掙錢的路子。2016年，他開始進入職業打假人行業。

“我主要打超市1000元的那種單子。”胡勇說，他是“小單流”打假人的代表，擅長尋找超市的各類問題商品，包括商品包裝不規範、過保質期、标簽不合規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消費者買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準的食品，可以要求商家支付價款10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不足1000元的算為1000元”，由此，單次購買價格不足100元的食品，胡勇也可以主張1000元賠償。

36歲的胡勇看起來很普通，長相普通、穿着普通，但他已經是重慶本地叫得上名号的職業打假者。在裁判文書網上以“胡勇”作為原告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有551件案件，其中本人提起訴訟468件，其餘為擔任李娟、胡濤、殷慶、杜文江、彭育智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六人在多個案件中互為委托訴訟代理人，總計提起訴訟1461件。

和胡勇的“小單流 ”不同，90後職業打假人阿玖更多專注于保健品和酒類等商品，擅長大金額标的打假。

和胡勇一樣，阿玖看起來也很普通。普通的T恤，普通的牛仔褲，普通的運動鞋。“普通”幾乎是職業打假人的入行标準之一。

入行之前他是保健品銷售員。“我們公司有個産品賣得很好，然後市面上就出現很多假貨，每年我們都要打好多官司。”觀察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打假這件事能賺錢，“我就辭職做打假了。”随後，阿玖來到重慶，拜了“師父”，正式踏入職業打假人的江湖。

進入這個行業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阿玖的團隊裡，邢鈞和阿旺是從外地前來投奔。邢鈞20歲出頭，爺爺奶奶曾長期買三無保健品，後來相繼患癌去世。他堅信那些被銷售員塞進自己家裡的床墊、 淨水機以及吃不完的瓶瓶罐罐，直接導緻了老人的生病去世。後來他在網上看到了阿玖的視頻，從家鄉到了重慶。“我打假就是要報複。”他咬着牙說出這句話。

來自廣東的阿旺也是從網上找到的阿玖。他曾經是一名室内設計師，但這份工作讓他感覺無趣。“我覺得我是想要匡扶正義的人。打假這份工作，很接近我的性格。”他是阿玖交了學費的徒弟，已經在後者手把手的指導下打過官司并勝訴，“拿到判決書的時候，是覺得有成就感的。”

成就感和正義感這兩個詞，多次出現在采訪中。和胡勇相熟的向志入行前是一家地圖軟件公司的話務員，他說曾看到一個職業打假人的新聞。“那大哥肉眼可以辨别紅寶石的真假。”他語氣興奮地回憶，當時如何被對方的高額收益震住，又如何為這種厲害的本事折服，“好神奇，還有這種職業！”

正式進軍打假領域後，胡勇做了一年的舉報投訴，才敢踏入“訴訟”的大門，他至今記得自己第一次嘗試起訴商家的情形。“網上查的時候覺得自己都懂了，真的打官司，發現每個步驟我都不知道，每個步驟都有錯。”他回憶自己站在法庭上，被法官一連串的問題問得一臉蒙，“法官最後幹脆直接問我，你師父是誰？怎麼什麼都不教你的？”胡勇說自己沒有師父，“就這樣錯一步改一步，自學成才”。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覺得職業打假人賺錢容易的，都沒看到背後的投入。”向志掰着手指算學習成本，“從入行能獨立打官司，沒個一兩年做不到。然後造假的人技術每天都在提升，我們也要同步更新知識庫。”在他看來，做一個職業打假人需要的知識儲備，“等于讀一個研究生”。

5月23日，阿玖展示自己的視頻賬号。阿玖穿着黑色連帽衫，留下聯系方式，征集打假線索。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線下可端窩，線上可曝光”

5月29日，一份來自河南的EMS快遞送到阿玖位于重慶巴南區的辦公室，裡面裝着關于某品牌“複合飲品”的檢驗報告。“含有西布曲明。”他随手唰唰撕開，把報告扯出來一看，表情沒有任何變化，“這是減肥藥裡常見的違禁成分，郭美美第二次坐牢就是因為賣含有這東西的減肥藥被抓的。”西布曲明曾被廣泛應用于減肥藥，因會增加嚴重心腦血管風險，2010年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全面叫停我國西布曲明制劑和原料藥的生産、銷售和使用。

拿到檢測報告之前他已經買回5萬元的貨，滿滿幾大箱，堆在窗戶旁邊。在當初看到飲品的實物時，他立刻認定這是假貨。

報告被他裝回信封，随手放在了沙發旁邊的一堆紙箱上。這些箱子印着“貴州茅台鎮”的字樣，類似的“茅台酒”在這間約80平方米的房子裡到處都是，一共106箱。“買來的價格大概十多萬元，分别從五六個商家處買來。”他打開一個箱子，裡面裝着6瓶除了沒貼标簽、長得和茅台酒幾乎一模一樣的酒，“内供酒、原廠酒、茅台鎮酒，都是差不多的說法吧。要麼是貼了标簽的假貨，要麼就像這種，标簽都沒有。”

5月29日，類似的假酒在阿玖辦公室裡有106箱。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通常，出于對風險的考慮，阿玖不在同一個商家買太多貨物。“一方面會考慮一個案子金額太大了，打官司的時候有風險，另一方面，我們打假，他知錯就改就行，沒必要一次把一個商家打垮。而且一個店，一賠十，你買個十萬他就要賠一百萬，買多了，赢了也可能拿不到錢。”

阿玖有自己的視頻賬号。從2020年6月開始，他就在網上發各類和職業打假人有關的視頻，“職業打假人”這個标簽是阿玖給自己的視頻賬号取的名字。“阿玖”是他給自己取的代号——他的真名很普通，但他仍十分謹慎地保護這個名字不被洩漏出去。

視頻裡，阿玖穿着黑色連帽衫，戴着黑色口罩，“倡導全民打假、打造國内第一專業打假團隊”。他留下聯系方式，征集打假線索。“線下可端窩，線上可曝光”。

阿玖給徒弟阿旺等人準備的“培訓資料”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産品質量法》。此外，阿玖還給他們準備了《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常用法律法規全書（2020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以及《民事訴訟法及相關解釋》。

五本書買來時是新的，現在已經半舊，還做了密密麻麻的重點勾畫和筆記。“除了他們要學這些，我自己也不是一來就什麼都會，還是一邊打官司一邊學。遇到什麼問題了，就來法條裡面找答案。法典就是教材。”

法條晦澀，隻能靠熟能生巧。“看多了自然就習慣了。”他說。

職業打假人做久了，他養成習慣，不管買什麼東西都要查驗一番。2021年，他買了三台組裝電腦辦公用，到貨後發現沒有3C認證（中國強制性産品認證）标簽，他将商家告上法庭。

“我不需要專門去搜尋假貨，日常生活中假貨就夠多了。需要什麼我就買什麼，這個過程中發現假貨我就打。”5月29日，阿玖帶着團隊成員吃飯，點單的時候服務員推薦酸梅湯，他立刻表示拒絕：“那個太假了，都是兌出來的。”鮮榨西瓜汁也不能喝，因為加了西瓜濃縮汁。他最終點了椰汁和啤酒，打開前還習慣性地拿起來看了一下瓶子。

5月29日，阿玖的辦公室裡，各類法條是必備“教材”。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江湖已經形成

将胡勇等人的名字“拎出來”的報告，是趙長江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進行的大數據分析。這份名為《警惕職業打假變惡龍——以重慶法院裁判文書為樣本》的報告在5月16日發出後，引發多方關注。

“重慶的打假案件數和職業打假人數，都是全國第一。并且這兩個數據之高，讓我非常意外。”趙長江在重慶某高校法學院任教，在數據分析後他發現，重慶近幾年打假案暴增，“以食品安全、侵權責任糾紛為限定條件，最近5年，全國共有18000多件一審判決案件，其中，重慶案件總數為10648件，占全國總數的59%， 比排名第二的廣東省多出9049件，居全國第一。”除此之外，重慶是近五年來，食品侵權案件勝訴率第二高的城市，達83.41%。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天津勝訴率比重慶高，達到92.51%，但五年來總案件數僅有668件。

趙長江認為：“受益于司法環境的支持，大量職業打假人湧入重慶，重慶已成為中國職業打假人最多的城市。”這個觀點同時受到職業打假人阿玖與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慶原法官的支持。“重慶立案率和勝訴率高，就這麼簡單。”阿玖說。

在趙長江的報告中，“重慶的職業打假人出現了明顯的‘抱團’趨勢。”根據案件數量和不同案件的關聯性，趙長江最終将重慶提起訴訟最多的打假人分為“八個家庭、三個團體”，以胡勇為核心的“胡團”就是三個團體之一。

5月25日，重慶某超市出示多份“打假”官司的判決書。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胡勇否認“團隊打假”的存在。“我們也要考慮成本，出去逛商店，一家一家走，走遠點開個車也要油錢。一個人去也是去，幾個人去也是去。”對于團隊打假、互相提成的這種可能性，他堅決否認，“各買各的，各自起訴，都是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進行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從來沒有找别人要線索費這種事。”

但江湖已然形成。“圈子裡基本都認識，偶爾一起吃飯。”報出胡勇等人的名字，阿玖幾乎都認識，但在記者的多日采訪中，知道他的商家并不多，“主要是我現在幾乎不打超市過期食品那種小單子了，網購以及酒和保健品之類的大單比較多。”

在辦公室的牆上，“阿玖團隊”的部分管理制度被打印出來貼上。“團隊的每一個人都是親密的戰友”，在這套制度中，明确了團隊以阿玖為中心，硬性工作指标責任到人，實行利潤分紅制。團隊成員之間分享案源無須分紅，合作案件按照出資比例分紅，每個案件的利潤如果超過800元，需要給阿玖按比例上交一部分。

阿玖說，職業打假人這一行其實流動率挺高。許多交費報名的“徒弟”，很快對這一行失去興趣，自行退出，也有人資質不夠，最終被阿玖淘汰。“做這一行需要悟性，而且要能學得進去。”他坦言自己收徒學費4000元，如果要手把手帶，費用會更高，“一開始進群的有七八十人，後來一部分走了，不是做這一行的料，或者覺得沒意思。留下來的沒幾個。”

疲于應付的超市

在趙長江的報告中，以食品責任糾紛為案由，涉訴案件數量最多的是超市、農副食店、茶葉店、藥房。超市是職業打假者光顧最多的地方。對各個超市來說，“小單轟炸”最為常見。

某生鮮連鎖公司在重慶共有約300家小型門店，公司法務部負責人肖涵介紹，按照被起訴時間來歸納，僅2021年全年，公司各門店就遇到打假起訴933次。

“超市店鋪面臨的‘打假’基本都是以小單子為主。牛奶火腿腸方便面，還有各類零食。”肖涵說，今年5月中旬，該公司有60個被起訴的官司于同一天在重慶某法院開庭審理。而這一周以來，這家公司共計有100多個被“打假”案在審。

在起訴案中，價格最低的貨品是一個标價兩元錢的口香糖。“對方隻買了一個，起訴理由是過期。大概過期了兩三天，兩塊錢的東西，我們最後敗訴賠了1000元。”肖涵說，所有的打假訴訟案件，呈現出大批量、反複、重複購買的特點，“我們天天質檢，但是一個店幾千個品類，總有疏忽。很多貨品剛好隻過期一兩天就被盯上。”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某商貿公司。2019年起，該商貿公司在重慶主城區先後開了5家超市，開張不久，公司就遇到了疑似職業打假人。

5月28日，該商貿公司行政主管鄭萬發拿出了厚厚一摞判決書及諸多相關光碟資料，“到現在為止，我們大概被起訴了130次左右，一共赢了5次，其他全輸。”

5月28日，鄭萬發翻出公司被起訴的各類相關資料。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法律文書顯示，2020年9月，該商貿公司新牌坊分店被修滿元、修存良、黃小軍、黃光平等四人起訴。涉訴商品共有十八九個，被四個人購買，最終形成了72個訴訟，每個訴訟标的1000元人民币，加起來共涉及72000元的賠款。

鄭萬發說，公司輸了這一系列官司，這也成為壓垮新牌坊分店的最後一根稻草。2022年3月，在判決出爐後不久，公司關閉了新牌坊分店。

“他們會在圈子裡‘分享’信息，同樣的貨品，換幾個不同的打假人，每個人都來起訴一次，很多個1000元加起來，不是小數目。”肖涵說，打假人購買的貨品單價低、數量少，但起訴次數多，“同一貨品，可能面臨多人同時起訴。2019年，公司被打假案件數量還僅有375件，2020年上升到516件，今年上半年還沒完，截至五月底，已有918件。”

5月28日，一家被判賠償打假人72000元的超市已關門轉讓。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不得不改變的“茶行傳統”

和小超市被“批量起訴”不同，重慶的茶商們面臨的是單筆大額訴訟的“大單流”。

“我們遇到的，動辄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賠償起訴。”重慶茶産業協會副會長詹林福說，許多茶商售賣的散裝茶葉，在銷售時會用小包真空包裝進行處理，“客人要多少，我們就包多少。可是一旦客人買的茶葉多，現場包裝的工作量就很大，所以很多老闆确實也是提前就封好了。”

這樣的分裝包，幾乎都沒有符合規範的标簽标識，來說明内容物到底是什麼。“如果散裝的茶葉當面裝、當面買，是沒問題的。但打假人會想辦法讓你提前包裝好，來買的時候全程錄像，買的是包裝好的茶葉，那包裝上沒有相關标簽說明，他就可以告你。”詹林福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67條、68條，分别對預包裝食品、散裝食品作出标明生産者名稱、地址、聯系方式及食品保質期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規定，詹林福承認，在此規定下，大部分茶葉分裝包都不符合規範。

2020年夏天，茶商王運川的茶舍來了一位男客人，前後分兩次買走了幾套紅茶和兩餅價格較為昂貴的白茶，共計消費8000多元錢。當年10月，王運川收到重慶沙坪區人民法院傳票，買茶客人起訴要求退貨加十倍賠償。“直接起訴，說我功夫紅茶是三無産品，他把它定義為預包裝食品。”

今年三月，王運川被判敗訴，退款加賠款，他需要支付的金額共計九萬多元，王運川說，他本來就在疫情中苦苦支撐，現在遇到這樣的大數額賠償，元氣大傷，隻好關了店。

重慶市茶産業協會曾針對職業打假人索賠情況，對協會内單位進行調研。“了解到的職業索賠案件就達 70 餘起，總索賠金額達 5869149元，平均金額83844元。職業索賠人平均每案的索賠金額在6萬元-10萬元之間。”調研出具的報告稱，許多茶葉商戶甚至出現了消極營業或停業的情況，對其自身家庭及上遊供貨渠道形成了巨大沖擊。

王運川正在申請重審。“這種判罰對商家來說太不公平，完全不考慮茶行業的特殊實際情況。”

在職業打假人的壓力下，商家們也不得不改變“茶行傳統”，努力讓産品更加符合國家規範。

詹林福的店裡，提前密封好的散裝茶葉已經開始貼上标簽。“就是為了應對職業打假人的。”重慶市茶産業協會副秘書長羅少南指着櫥窗裡擺放的标牌介紹，協會開展了一系列針對職業打假人進行防範的培訓，“一方面是标簽這些問題，比如現在開始想辦法給散裝茶葉貼标簽了。還有在櫥窗擺上‘展示品’‘收藏品’的标牌，來應對打假人故意買年份茶起訴過期的情況。”

羅少南承認，除了應對技巧，規範整個行業依法依規經營，是更重要的問題。“沒有這個底氣，什麼技巧都沒有用。”

5月31日，在打假人的壓力之下，重慶某茶商已經開始給散裝茶葉做包裝、貼标簽。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利益與争議

“2021年我打了200多個案子，收益大概200多萬。”阿玖說，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會走到判決那一步，更多的案子以調解結束。“也有商家要求私下和解，但是我們不會主動私了。”

在重慶一名熟悉職業打假人的律師看來，200萬這個數字不算離譜：“資深職業打假人确實可以達到這個水平。”

高額收益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進入職業打假人這一行業。阿玖明顯感覺到最近幾年“圈子”的變化，“打假的人越來越多，大多數是外地來的。”

但天然立場的對立，讓打假人和商家之間摩擦不斷。阿玖曾在開庭後被人堵在路上，打到頭破血流。剛入行不久的邢鈞也開始見識到潛在風險：“有人在我們樓下蹲守來着，好幾天呢。”

胡勇和向志也遇到過類似的事情。購買取證時被店家發現毆打、開庭後在法院門口被商家圍攻……以上種種都讓職業打假人們格外謹慎防備。阿玖時常住在辦公室裡，妻兒另有住處。“安全是最大考慮。”他說。

商家們也在店裡開始增配攝像頭，大多直接安在收銀台附近，全程攝錄客人購買細節。群聊裡，但凡有一個客人“長得像打假人”，都會被商家把長相發到群裡，提醒同行多加注意。“我可以這麼說，隻要你被認定為疑似打假人，至少在我們茶葉這一行，你走到任何一個店裡，恐怕都買不到東西了。”詹林福說。

另一方面，環境與氛圍也在發生着變化。2021年12月27日，廣東省徐聞縣人民法院認定一名19歲的職業打假人行為涉嫌敲詐勒索犯罪，将其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他被媒體稱為“中國年齡最小職業打假人”，在不到一年的職業生涯裡，已經跟商家打了800多場官司，獲利十幾萬元。

今年4月，重慶忠縣王女士的扣肉店，被疑似職業打假人買走150碗真空包裝的扣肉并以“三無産品”名義提起訴訟，法院最後判決王女士退賠總計近5萬元。扣肉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讨論與争議，“如何界定假貨”和“職業打假人算不算消費者”成為争議中心。

對于前者，目前核心的争議在于标簽問題是否能歸于“假貨”範疇。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26條第4項規定，食品安全标準應當包括“對與衛生、營養等食品安全要求有關的标簽、标志、說明書的要求”；第34條第10、11、13項規定，“禁止生産經營......‘無标簽的預包裝食品、食品添加劑’”。

“有些被打假的商品，不是産品質量方面的問題，我認為不能算是假貨。”北京德恒（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建認為，在許多案子中，職業打假人利用了現行法律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準”相對寬泛的定義，達到自己牟利的目的。

“比如扣肉案，産品本身質量沒有問題，職業打假人純粹就是為了牟利，而非出于對食品安全本身的監督。”在李建看來，職業打假人已不屬于正常消費者範疇，職業打假人的購買行為也不屬于正常消費的範疇，“一個人買150碗扣肉，明顯吃不完。”

但打假人們看法不同。胡勇和阿玖均不認為“150碗扣肉案”屬于惡意碰瓷式打假。在胡勇看來，标簽規範是保證産品質量的最低門檻，“說隻是标簽瑕疵？連标簽都做不好，如何保證内容物質量？”“職業打假人”還是“較真的維權者”？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打假成為“職業”，法律界也是争議頗多。

作為從業者，胡勇在談及“職業打假人”時十分謹慎，他更願意用“較真的維權者”來定義自己，并認為“職業打假人”是含有貶義的、污名化的标簽。《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這也成為近年來職業打假人屢屢被質疑打假行為合法性的基本依據。

在中國法學會會員葛樹春律師看來，職業打假人的出現，違背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獎勵性賠償的立法初衷。“本身是鼓勵消費者維權，但是當市場環境發生了變化後，這又成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他認為，良性打假應當推動産品質量本身的改進，而不是對标簽、包裝等非關鍵性環節的糾纏。

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才亮也認為，如何确定消費者和職業打假人的身份，在司法實踐中，需要一線法官就個案進行更“常識性”的判斷。

北京德恒（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吳小理則反對動辄用“敲詐勒索”給職業打假人定性。“如果他們拿着東西‘主動’找店家索要高額賠償，那是敲詐勒索。這裡要注意，必須是主動索要，店方自己提出和解是不算的。打假人隻要是根據法律規定的範圍和流程提起訴訟、獲得法律規定的賠償，這沒問題，談不上敲詐勒索。”吳小理說，如果認為職業打假人的行為超出了正常範疇，應該做的是出台更細緻的司法解釋，“一種可能是，對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進行分類和分級，以區分不同的賠償程度。”

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一份答複意見中稱，“我們認為目前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将根據實際情況，适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葛樹春律師認為，這份答複意味着食品藥品在“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之外，最直接目的還是為了遏制食品藥品領域制假、售假等欺詐行為。“食品藥品不同于其他制假售假行為，關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用民間打假遏制食品藥品領域制假售假，實際确實調動了一些人的積極性，确實對食品藥品領域制假售假有打擊作用。”

5月29日，阿玖辦公室裡堆着各類“假貨”。新京報記者 楊雪 攝

溫度在起變化

重慶打假案一審的高勝訴率，也成為了坊間的話題。為什麼在打假這個領域，同樣的法律框架下，重慶這個城市有如此不同的表現？

“主要原因是兩個，一個是法官有自由裁量權，所以當法律規定相對籠統時，每個地方都可以有自己的傾向。第二個是先例慣性，類似的案子隻要前面判赢，後面大概率也跟着判赢。”一名曾審理過職業打假人訴訟案例的重慶前法官說。

一位接近重慶法院系統的人士告訴記者，對于職業打假這一行為，此前重慶總體上氛圍确實較為寬松。但在近來特别是“150碗扣肉”案後，法院系統已“受到了觸動”。

據知情人士介紹，5月23日，重慶法院系統曾組織過一個會議，專門就職業打假人這一群體向各界了解情況、征求看法。

“除了法院、質檢機構等政府部門，會議還邀請了一些遭遇打假比較嚴重的商戶、公司一起參會，聽取我們反映情況。”一名受邀公司相關負責人說。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位工作人員表示，職業打假人确實已經引起重慶高院的關注，但就此話題暫時無法接受進一步采訪。

重慶消費者協會表示從未和職業打假人産生過聯系。記者多次緻電重慶市市場監管部門申請采訪，截至發稿時未收到回複。

“150碗扣肉”案後，重慶的職業打假者們普遍感覺到了溫度的變化。無論胡勇還是阿玖，手頭上的案子立案開始變得艱難。“最明顯的是網絡打假不給立案了，法院會推給商家所在地。”胡勇在6月5日接受采訪時說，“明天我有個福建的案子要開庭，申請遠程參加，對方法院說沒有這個條件。這等于把網絡打假的路封死了。誰有時間精力去外地訴訟？我手上還押着10多萬的貨物，目前等于全虧。”

胡勇認為這極不合理，會導緻消費者放棄維權。“我們隻是行使監督權。很多消費者沒有知識儲備、沒有時間精力去維權，不意味着我們這些較真的維權者就不該存在。”他仍記得第一次勝訴後的職業成就感，以及在獲利的同時，自我成就的“英雄夢想”，“最具體的例子，重慶本地的一些超市，這幾年能被我們抓到的問題商品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們推動商家改進的明證”。

“隻要有假貨在，職業打假人就會在。”阿玖仍保持樂觀，在他看來，職業打假人是市場監管的補充力量，“我們的存在是對商家的震懾。隻要你自己不出問題，怕我們打假人做什麼？”

（文中阿玖、阿旺、邢鈞、向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