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勿食我黍

　　魯迅 先生

　　一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兇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裡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閑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曆史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隻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卻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于《立齋閑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 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裡，那麼，《四庫全書》 裡也是沒有的，我家并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别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閨秘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裡；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魯迅: 刀邊書話》 林賢治 編注

　　新民說 出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4月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于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内容卻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 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谕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 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卻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裡，卻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谕，是根據王世貞《弇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 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于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 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吃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 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為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雲 “舒 憤懑”，除樂戶之事，誠可雲舒憤懑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隸的，隻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并無高下，即所謂“ 一視同仁”，于是就好像對于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曆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為之拍案稱快，自比于漢儒的“ 舒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們之所謂“ 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卻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卻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文字獄的血迹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兇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隻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别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删改了古書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這兩句，奉官命改為“ 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腳。最初啟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叢書》 裡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卻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于“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删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 也已出版，更足據為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裡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 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卻保存着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 容齋随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為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删的是怎樣内容的文章呢? 為惜紙墨計，現在隻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裡的《北狄俘虜之苦》 在這裡——

　　雍正皇帝朝服像。雍正（1678-1735），即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年号雍正。在位時，大興文字獄。

　　乾隆皇帝朝服像。乾隆（1711-1799），即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年号乾隆。即位後，開博學鴻詞科，多次下令編纂書籍，并借機銷毀、篡改大量曆史文獻。為強化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株連甚廣。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于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鬥，令自舂為米，得一鬥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隻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複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兇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兇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為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裡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裡，卷末就有單将《負薪對》 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删則改，語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即此數條，已可見“賊”“虜”“ 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尚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懑”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删改原文；今人标點古書而古書亡， 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于清朝的憤懑的從新發作，大約始于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為“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訄書》裡，“删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為《檢論》，我卻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裡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 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裡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隻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獄的事情卻一向沒有聽到過， 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裡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并無邪正之分，隻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并無區别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裡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裡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于是确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閱曆，證以女工的講述， 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和“花綠頭”了。我真很羨慕“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 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醜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诨；開口跳将小辮子挂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隻消将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于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于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隻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裡，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 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鬥嘴，便彼此互罵為“豬猡”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于擁有二百餘年曆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并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别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于它終于懷了惡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為拿了什麼地方的東西，迷了什麼斯基的理論的。（這兩句，奉官谕改為“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裡的一位使女做了假發，一半給了理發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隻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裡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 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隻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裡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于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卻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裡通外國”的人，于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發，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裡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诘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 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複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裡通外國” 的，但從這時起，卻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緻”的結語，看不起了。“言行一緻”，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之所謂文學家裡，也還有人以這一點自豪，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一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軒亭口離紹興中學并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挂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裡笑了出來道：哈哈，終于也有了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頌革命功德，以“舒憤懑”，那麼，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剪辮子。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 那就是張勳的“複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于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焰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 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卷。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複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裡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将與周鼎商彜同列，漸有賣給外國人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 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沒有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的了。

　　那麼，我的“舒憤懑”，恐怕也很難傳給别人，令人一樣的憤激，感慨，歡喜，憂愁的罷。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後雜談》 裡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錢謙益編的《列朝詩集》裡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隻引了《訂訛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續編》的明遺民彭孫贻《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鈔》，卻有鐵氏長女詩在裡面。現在就照抄在這裡，并将範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僞者實不過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閑（春）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卻）無家。

　　雲鬟半挽臨妝（青）鏡，雨淚空流（頻彈）濕绛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為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以死殉”；并記或一說雲，“鐵二子，無女”。那麼，連鐵铉有無女兒，也都成為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為是粉飾的。《弇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谕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铉真的并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于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緻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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