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徐志摩似乎有個金指頭，在他沾染過的文學乃至文化的領域，都有驕人的成就。己然是詩人了，而人們對他散文的評價，也越來越高；已然是文學家了，又發現他還是最早将相對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也是最早将社會主義理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此中原委，究竟是什麼？這就要說到徐志摩的另一面。

全面的學術訓練

說到徐志摩的另一面，不可不說他的父親徐申如先生。

徐志摩上的小學中學都是當地最好的學校，除此之外，凡有益于兒子将來發展的修習，徐老先生都不惜重資聘名師施教。徐志摩上中學時，徐老先生就帶着兒子投師于著名書法家鄭孝胥門下。至今講書法史，說到鄭孝胥的門徒，還會将徐志摩算上。1914年秋天，徐志摩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預科，第二年，徐老先生以一千大洋的贽禮，讓兒子拜在梁啟超門下，成為梁任公的入室弟子。後來徐志摩出國留學，不光資金充裕，甚至還帶了家藏的書畫，以便結交西方賢達。他在英國送給狄更斯先生的禮物就是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詩别裁集》。

以學業而論，徐志摩初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學的是曆史，一年後畢業，入哈佛大學，學政治學，翌年取得碩士文憑。1920年秋，徐志摩又到英國，先入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後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做一名特别研究生。在徐志摩那個時代，出國留學的人中，有他這樣全面的社會學科訓練的，沒有幾個。

胡适佩服的人

1925年春，徐志摩因為與陸小曼的婚戀影響面太大，決計去歐洲避避風頭，便取道西伯利亞去了法國。這樣，他就有了從容觀察蘇聯的機會。

徐志摩訪歐歸來那年秋天，接辦了著名的《晨報副镌》，并将之改名為《晨報副刊》。正好這時胡适要去倫敦開會，也是取道西伯利亞，路過莫斯科。利用轉車的一兩天時間，參觀了學校等教育機構。胡适将在蘇聯的見聞寫給一位張姓朋友，這位張姓朋友也是徐志摩的朋友，他對徐志摩說，把胡大哥的這三封信在《晨報副刊》刊登了吧。徐志摩卻不過情面，就刊登了，但刊登的同時，他寫了篇批評文章作為按語放在胡适文章的前面。

胡适在信中說，蘇聯雖然實行的是專制主義政策，卻真是在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将來可以由“專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語中說，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态度。由愚民政策，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我們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機會，撇開統計表，去做一次實地的考察。

徐志摩說，胡大哥這些年從來沒出去過，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作為一個大變革時期的知識分子，見識是第一位的。胡适後來承認，徐志摩對他的批評是對的。

新月社的靈魂

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訪問，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爾到了北京，定然要來松坡圖書館訪談，其時居住在圖書館内的徐志摩為了讨老詩人歡喜，便在他住所的門外挂了一個木牌，用毛筆寫了三個黑字：新月社。這一挂，一個以留學英美知識分子為主的文化團體誕生了。梁實秋這個批評家，晚年回憶起年輕時的朋友，不無深情地說：“胡适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袖，事實上志摩是新月的靈魂”。

領袖要的是德高望重，應者雲從，而靈魂即是生命。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難後，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雖經葉公超等人艱難支撐，終是氣數已盡，不久便壽終正寝。

關于徐志摩的死，人們總是說，他之所以急着搭送郵件的飛機趕回北京，最後送了命，是為了聽林徽因給外國使節作中國建築藝術方面的演講。筆者認為，徐志摩之所以急着趕回北京，是因為局勢變化太快，他想有所作為。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徐志摩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楊杏佛，楊不在家，徐留了個紙條，這個紙條，便成了徐志摩的絕筆：“才到奉谒，未晤為怅。頃到湘眉（指女作家韓湘眉）處，明早飛北平，慮不獲見。北平聞頗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平聞頗恐慌，急于去看看”——這才是徐志摩急于趕回北平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