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海洋之子

　　亓鳳珍　張期鵬

　　大地海洋之子

　　□亓鳳珍　張期鵬

　　原文刊《時代文學》2021年第5期

　　第一章　故地往事

　　一

　　撰寫一位作家的評傳，一般要從他的出生和故地寫起。對于作家張炜來說，這樣做似乎更為必要，因為故地不僅是他生命的源頭，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還是他始終魂牽夢繞的所在、文學書寫的中心。張炜曾在《融入野地》中說：

　　誰沒有故地？故地連接了人的血脈，人在故地上長出第一绺根須。可是誰又會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發現，一個人長大了，走向遠方，投入鬧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還會固執地指認：故地處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個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延伸出來的。

　　張炜的“那一小片土地”，就是位于膠東半島西北部的龍口海濱。1956年11月7日，他就出生在那裡。那一天，是農曆丙申猴年十月初五，立冬日。

　　張炜的家庭有些特殊，也屢經磨難，這家人是20世紀40年代末從龍口鎮（本文稱之為“龍口小城”）遷居到這裡的。關于它的一些情況，我們後面将會講到。在他出生前，這個家庭裡共有四個成員：外祖母、父親、母親、姐姐。他的出生，又給這小家庭添丁增口，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喜事。家人給他取名為“炜”，蘊含“光明”之意，應該是充滿期待的。

　　當然，那個時候應該沒有人想到他以後能成為一個作家。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環境，不會讓這家人産生如此浪漫的想象，也應該不會有人把這個孩子與這片土地聯系在一起，甚至設想他将來能為這片土地代言。他與那個時代出生的千千萬萬個孩子一樣，都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生命。令人驚奇的是，随着這個孩子不斷長大，他不僅成了一個優秀作家，而且與他的故地相互影響、相互成就，共同以文學的方式走向了中國、走向了世界。

　　張炜曾在《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學與故地的關系》中說：“我常常覺得，我是這樣一個寫作者：一直在不停地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嚴和權利的人，一個這樣的不自量力的人；同時又是一個一刻也離不開出生地支持的人，一個虛弱而膽怯的人。” “作為一個不自量力的人，我覺得身上有一種責任，就是向世人解說我所知道的故地的優越，它的不亞于任何一個地方的奧妙。一方面它是人類生活的榜樣，是人類探索生活方式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它也需要獲得自身的尊嚴，需要來自外部的贊同和理解。”

　　因此，了解張炜的故地情狀，對于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文學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二

　　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被稱作膠東半島的地方吧。從地圖上看，它是指山東半島膠萊河以東的部分，包括煙台、威海全部和濰坊、青島部分地區。

　　它的形狀有點特殊，像是泰山極頂的拱北石，探向大海，遙望東方。正是這輕輕一“探”，形成了它三面環海的地理特點，北面與遼東半島隔渤海相對，東面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隔黃海相望；這輕輕一“探”，還造就了它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和交叉錯落的港灣岬角。在海岸線圍圈起來的陸地上，則山川縱橫、高低起伏。靠近中北部有牙山、昆嵛山、羅山、大澤山、艾山等山脈，大多呈東西走向；半島的水系也大多發源于這一帶山區，沿山脊南北分流。靠近海岸線的地方，分布着寬窄不等的帶狀平原，其中以蓬（萊）黃（縣）掖（縣）平原面積最大。

　　這樣一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天造地設，自然天成。平原的富庶、山地的貧瘠、大海的神秘，不僅造就了這個區域豐富複雜的地理風貌和頗有特色的動植物世界，也造就了這個區域豐富多彩的人文曆史、民俗風情，影響了這個地方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傾向。這些，都給張炜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具體到張炜的出生地龍口，恰好兼具平原、山地和海洋的特點。它的東面與蓬萊相鄰，南面與栖霞、招遠接壤；東南部是丘陵、山地，西北部是面朝大海的海濱平原。它的地理坐标在東經120°、北緯37°附近。據說這條緯線兩側有很多古文明發源地、古建築遺迹，如希臘雅典、意大利西西裡等；也出現過很多神秘的自然現象，如百慕大“魔鬼三角”等。這條緯線兩側，還彙聚了許多一流的葡萄酒釀造區，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著名葡萄酒莊都分布在這裡。張炜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寫到了葡萄酒釀造，描繪了美好的葡萄園生活，這都是有深厚的現實基礎的。

　　但龍口作為一個縣級市，以前并不叫龍口，而叫黃縣。據說它是因境内有黃水河而得名的，最早設置于中國秦代，後來屢經廢立。從唐初到清末的一千二百多年間，這個縣大緻都在登州治下。曆史上的登州，也是一個頗為有名的地方，據說它最早在唐初設置時，治所曾先後在文登和黃縣；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才在與黃縣接壤的蓬萊固定下來。

　　蓬萊是傳說中八仙過海的地方，以蓬萊閣和海市蜃樓聞名于世，仙道文化綿延不絕。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蘇東坡還在這裡當過五天太守，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的佳話。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北方，蓬萊被同盟會起義軍攻占，革命軍政府在位于蓬萊的登州府衙宣告成立。1914年，北洋政府在煙台設置膠東道，蓬萊、黃縣等都歸其管轄，登州作為一個行政區劃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但它的存在時間既久，影響也是巨大深遠的。張炜在文學作品中常用“登州海角”這一地理概念，所指應該就是龍口、蓬萊一帶。他的長篇小說《獨藥師》，則集中寫了辛亥革命前後的那段曆史。

　　三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再聚焦一下，由整個龍口市聚焦到張炜的出生地——龍口市西北部的龍口海濱。我們發現，那個地處海濱的龍口鎮才是最早的“龍口”，而今天的龍口市駐地則是原來的黃縣城。據說，1986年黃縣撤縣建市、改名龍口市時，本應将駐地遷到龍口鎮一帶，但實際并未遷移過去，也就形成了現在龍口市駐地仍在“黃城”的格局。

　　細究龍口鎮的曆史我們會發現，它最早是隸屬于黃縣的一個小漁村，因為地理位置優越，後來建成了港口碼頭，海運和商業也就發展起來，名氣越來越大。比如，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建國方略》中指出：在北方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口岸，應設五個漁業港，其中之一就是龍口。再比如，龍口粉絲是明末清初招遠人創造的用綠豆制作粉絲的技藝，但因為從1860年起就從龍口港裝船外運，慢慢地也就被冠名為“龍口粉絲”了。實際上，龍口當地的那些粉絲作坊，規模與招遠是無法相比的。張炜的長篇小說《古船》寫到了“蘆青河”入海口附近“窪狸鎮”的一個粉絲大廠，就其地理位置來講，應該是在龍口碼頭附近，而不是在招遠。當然，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不能這樣對号入座。

　　抗戰時期，龍口鎮因其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暢達的水路交通，引人注目。抗戰勝利後被改稱“龍口市”，直到1950年才重新恢複為黃縣所屬的一個鎮。據說，當年這裡不僅有基督教堂，還有日本的領事館。

　　張炜的許多文學作品，都虛構了一個膠東半島的海濱港口城市，如《古船》中“中等城市”，《柏慧》中“登州海角的一個小城”，《外省書》中的“淺山市”，《遠河遠山》中的“這座城市”，《你在高原》中的“海濱小城”，《獨藥師》中的“港口城市”等。對于這些虛構的城市，我們很難與現實一一對應，也不必膠柱鼓瑟、緣木求魚，但其中有些龍口鎮的影子，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在《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甯珂遭受誣陷、深陷囹圄之後，嶽母闵葵、妻子曲被迫離開曲府，乘坐一輛馬車離開“海濱小城”一路向東，到一片海灘荒原上投奔曲府的舊仆人清滆。龍口鎮與龍口海濱平原正好一西一東，在地理方位上恰好是對應的。不論是偶然巧合還是作家有意設置，都可以看出故地對張炜創作的影響。

　　四

　　龍口之名始見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版《黃縣志》：“龍口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魏國公徐輝祖建。”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曆史。其名的由來，據說與傳說中的蜃龍有關。我們仔細看一下這一帶的地形，會發現它也很有點意思。在龍口鎮北面，是向西探入大海的屺坶島，此島寬約一公裡，但東西長達十公裡，并有沙堤與陸地相連。它的内側海岸線與陸地海岸線連接起來，正好形成了一張張開的大口。“龍口”一名，或許與這一地形也不無關系。

　　這張大口東面，是一片海濱平原。平原近海的地方，過去曾經是茫茫無邊的海邊叢林。當年，張炜家的那座小茅屋和那片小果園，就在這片海濱叢林裡。

　　在這片海濱平原之上，泳汶河由南向北流過，流向大海；海面東北方向有一座島，叫作桑島。據說，這條泳汶河就是後來張炜作品中那條著名的“蘆青河”的原型；桑島也曾出現在張炜筆下。現在，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張炜的一些記述，約略尋覓一些它的變化蹤迹。

　　外祖母告訴他，在他出生前，在他們一家剛剛在這裡落腳的時候，她“每天早晨起來為一家準備早餐，都臨時到屋旁林子裡取回細小的幹枝即可，它們在白沙上覆滿一層，全是夜裡鳥兒們碰掉的。想想看，那時林子裡有多少鳥兒啊”。（張炜：《張炜文學随筆（輯錄之一）》，載《百家争鳴》2020年第11期，第118頁）那個時候，這片林子的闊大與神秘，真是令人難以想象。但到張炜記事的時候，林子就隻剩下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二了。張炜說，那是因為戰争和建設都需要木材，再加上後來的開荒種地、燒炭和大煉鋼鐵等，林子被大量砍伐掉了。其後，又因為發展工業，這片林子被繼續蠶食，到了20世紀80年代，林子就隻有四五萬畝的規模了。（參見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4頁）随後，現代化、城鎮化的浪潮洶湧澎湃，這片林子很快就被工廠、礦山、港口占領了。到2003年萬松浦書院建成時，剩下的林子隻有兩萬六千多畝。可是這兩萬多畝也難以存留，因為海邊的空氣和風景又讓那些房地産開發商垂涎而來，沒有幾年，這些林子就變戲法一樣不見了。“取代它們的是什麼呢？是長着荒草的沙灘，是被取沙車挖成一個一個大洞的千瘡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區、工地、樓房、煙囪，和不知從哪兒彙集而來的闊大的宿舍居住區。人煙理所當然地稠密了，樹木理所當然地被排擠了。就連碧藍的大海也改變了顔色，因為有兩個造紙廠正日夜不停地往裡排放褐色堿水、往裡沖刷紙漿和木材草屑。”（張炜：《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頁）

　　他還在萬松浦書院一帶看到，海邊“出現了一片高高矮矮的樓房。從此，與這種建築标配的醜怪就出現了：吸毒、假币、鬥毆、盜竊，應有盡有。它們來了，大群海鷗和鹭鳥就飛走了”。（張炜：《張炜文學随筆（輯錄之一）》，載《百家争鳴》2020年第11期，第119頁）好在因為建成了一座萬松浦，使書院圍牆裡的一百多畝松林得以保護下來，“成了小小的綠洲”。（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3—184頁）

　　張炜是這片故地莽林五十多年變遷、消失的見證者和記錄者，這一滄桑變化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引發了他的深度思考。他從中看到的不僅是自然環境的變化，更有時代變遷和人類生存方式的變化。在他眼裡，接這片林野的毀壞與消失之踵而來的，是環境的惡化、民風良俗的污染、各種醜行的出現、人道德水準的劇烈滑坡。他進而想到，如果大地精神陷落、民間倫理損毀，人類長期積累、綿綿不絕的悠久曆史文化遭受損傷，那麼人類的未來就充滿了危險與恐怖。于是，這片故地莽野以及由此推而廣之的民間大地，就成了他不斷回望和緬懷的對象，成了他心目中質樸、純粹、崇高、聖潔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判斷人與事物是非優劣的标準。

　　在張炜那裡，保護大地還是毀壞大地，遠離民間還是回歸民間，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保護大地，回歸民間，也就逐漸成了他堅定的、不容亵渎與侵犯的原則立場，成了他所恪守的文化精神的核心。

　　五

　　故土大地上遭受毀壞和日漸消失的，當然不隻是這片林野，還有衆多的曆史建築、人文遺迹，包括那些金碧輝煌的大廟、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以及當年的學校和醫院等。它們都是一方土地上的文明表征，它們的損毀令人痛惜憤怒、觸目驚心。

　　張炜從一些資料中看到，“有一個官僚資本家在膠東半島的府邸占地幾百畝，抗戰時被連夜點火燒掉了——幾百年來形成的一大片建築，連同文化積累，就這樣一把火燒掉了。大火燒了幾天幾夜，據說光是字畫玩器就堆成了山，慢慢燃燒”。他還了解到，“那個府邸是清代很有名的建築，現在史書上還有關于它的描繪。當地活着的老人會憑記憶描繪它了不起的規模。總之，好幾代人積累起來的财富，最後差不多全燒了，而今剩下的隻有仆人住的邊邊角角，改成了當地的一家博物館——即便是這麼小的邊角，今天看來仍然很有氣勢。仆人的一片平房，成了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如果主體部分存在，又該何等壯觀”。（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4頁）這座府邸，大概就是《你在高原》中虛構的“曲府”的原型。

　　張炜在《犄角：人事與地理》中痛惜地說：“許多神秘的故事，偉大的人物，不可思議的向往，都随着這片林子一起消失了——甚至沒有多少人去記載這一切——它的曆史。”“最美好的事物，就這樣湮沒了。”

　　這些物質形态的毀滅和消失，啟發張炜不斷思考物質與文化的關系，思考人類怎樣才能讓這些積累免遭或少遭毀壞。他深深地感到，人類積累物質财富的欲望是極其強烈的，隻要給一點點太平時間，它就會迅速膨脹，而要保存這些積累，則難乎其難，因為一定會有人去折騰它、毀滅它，緻使一切蕩然無存，然後從零開始。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和思考，張炜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那就是“物質主義保證不了物質的存在，而一定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最後保護物質的積累”。（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5頁）那麼，思想和文化的力量何在？張炜認為它們來源于大地民間，來源于可貴的人文精神。

　　張炜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當今世界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甚嚣塵上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這與張炜生長在這樣一片土地上，耳聞目睹了這片土地的滄桑巨變有很大關系。因為這片土地不僅給他提供了寫作資源，也賦予了他精神底色，那就是熱愛自然、守護大地、植根民間，那就是十分警惕物欲橫流對自然、社會、人的心靈造成的巨大破壞力，并用文字表達自己堅定反抗的決心。

　　正如張炜自己在《穿越理性的篩子——在香港電台的訪談》中所說：“每個人對生活的态度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經曆，而作品面貌的形成，自然會有更大的關系。我有一段長長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時光是那樣度過的：沉浸于大自然，有時四處奔走，有時個人獨處……我有機會對自然萬物更親近一些，所以對于童話世界格外向往。反過來，我對于人流熙熙攘攘的、極其實用主義的、商業和物質主義統治下的社會，常常有自己強烈的不适應感。這種種感觸和心緒不能簡單地表達為憤怒，也不僅僅是驚愕，因為有時還會湧現出一些特殊的悟想，一些不能回避的反抗性——這種反抗性很可能構成我個人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使我的人生和創作具有了某種不同的内容。”

　　第二章　文化印痕

　　一

　　一方土地的精神品格和它的曆史文化積累與影響分不開。張炜的故鄉，是一片有着悠久曆史、厚重文明的土地。

　　科學研究證明，在遙遠的遠古時代，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是連為一體的，中間并沒有一個寬寬的海峽相隔。後來這個地方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渤海海峽斷裂下陷，形成了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遙相對望的地理格局。這個海峽，張炜在一些作品中稱之為“老鐵海峽”，這個稱謂可能與對面的大連有老鐵山有關。

　　這是一片具有悠久人類文明的土地。适宜的溫帶季風氣候，良好的土壤地質條件，豐沛發達的河流水系，滋養了這塊土地上茂盛的植被和難以計數的動物，也為人類生存繁衍創造了條件。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裡便有先民生息，并且留下了許多文化遺存，形成了從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到嶽石文化的完整文化譜系。在此後漫長的曆史過程中，這裡又逐漸形成了萊夷部落和後來的萊國；與之相鄰的西部地區，則形成了齊部落和後來的齊國。

　　新石器時代的山東半島，是東夷族居住的地區。那時的山東人也被稱為東夷人。在中國曆史上，東夷文化是長期被認為落後于中原文化的。“夷”字本身就有一點蔑視的意思。後來的考古發現表明，東夷地區在冶煉、制陶、紡織等方面，都足以代表當時中國的最高水準，被鄙夷的看法才得到改變。其中的東夷萊人，也被稱為萊夷人，他們是山東半島的土著民族，也是東夷族的重要支族。他們立國很早，大約在商代晚期就建立了萊國。西周初期萊國已經成為山東半島東部的一個大國，其強盛的國力甚至一度超過了齊國和魯國。也正因為它的經濟、文化、軍事比較發達，所以很受周王朝倚重，是周王朝東征、南伐的主要力量之一。不過，在進入春秋中期以後，與萊國相鄰的齊國日益強大起來，并且不斷東擴，在公元前567年吞并了萊國。

　　萊國的滅亡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也促進了兩個地區的交流與融合。萊國豐富的海洋、礦産、森林資源成為齊國的物質寶庫；萊國發達的海洋經濟和先進的航海、冶銅、冶鐵、紡織業，也成為齊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齊國的強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同時，萊夷地區的海洋和山地文化以及獨特的方仙道文化，漸漸成為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齊國稷下學宮、稷下先生自由奔放的文化思想，也蔓延、浸染了萊夷之地。這種新的萊夷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曆經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依然生生不息。（參見範慶梅主編：《山東區域文化通覽·煙台文化通覽》，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9—81頁）

　　二

　　萊夷文化對張炜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也是他重要的文化基因。一方面，他對萊夷人的生存史、奮鬥史、發展史有着精深的研究，對這片土地上誕生的一些著名曆史人物如淳于髡、淳于越等情有獨鐘，一直把他們作為萊夷人的優秀代表來禮贊。他塑造的許多小說人物都是萊夷人的後代，有些幹脆就以“淳于”命名，如《能不憶蜀葵》中的淳于陽立，《你在高原》中的淳于雲嘉、淳于黎麗，《艾約堡秘史》中的淳于寶冊等。《你在高原》的主人公甯伽雖然不姓“淳于”，但他自認為與“淳于”是同屬一個血統的。

　　另一方面，他對這個地區的方仙道文化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這種文化不僅在膠東半島，就是在整個中國也是非常獨特的。它的形成，據說與這一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東萊地區三面環海，日月似從大海中躍出，茫茫的大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奔騰咆哮，周而複始地退潮漲潮，都給東萊地區的先民帶來了無限多的神秘感，特别是那神秘莫測、時常出現的海市蜃樓，恍兮惚兮，似有若無，明滅變幻，虛無缥缈，更是激發了東萊先民那無限的遐思和豐富的想象，随之産生了有着區域特色、超然浪漫、富有想象力的東萊地區方仙道文化。”（範慶梅主編：《山東區域文化通覽·煙台文化通覽》，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82頁）秦漢時期，這種文化對秦始皇、漢武帝都曾産生過強烈的吸引。秦始皇三巡芝罘，漢武帝八臨東萊，在宣示他們文治武功的同時，都沒有忘記拜神仙、尋仙藥，以求長生不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雖然儒家文化占據正統，“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局面再未出現，但方仙道文化卻在民間深深紮根，形成了這一地區獨特的文化風貌。

　　張炜認為，方仙道文化是包括東萊地區的齊地文化的獨特内涵，傑出的民間文學大師蒲松齡出現在這裡不是偶然的，他筆下那些活靈活現的花妖鬼狐，看似荒誕不經，其實在膠東半島民間無不為人所知。張炜說：“對于蒲松齡，我個人的閱讀感受是：他在那個地方生活了很久，對動物傳說早已耳濡目染；或者他個人就經曆過類似于小說所描寫的那些情節、那些過程，所以才會那麼滿懷深情地、逼真地轉述給我們聽。他個人非常相信這些故事，相信狐狸有異能。”（張炜：《小說與動物——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張炜：《午夜來獾——張炜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6頁）這種獨特的民間文化形态，與他從小就熱愛自然、情通萬物的情感是一緻的。

　　不過，作為一個有高度理性的作家，張炜并沒有因此走入神秘主義的藩籬，沉溺、迷戀其中不能自拔。這集中體現在他對秦代萊夷地區的著名方士徐福和徐福文化的研究上。

　　據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極其渴望長生不老。于是齊人徐福等上書說東部大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可去求得仙藥。秦始皇聞聽大悅，讓他帶領數千童男童女以及五谷百工等乘船入海求仙，但徐福進入了一片“平原廣澤”後，就一去不返了。據說，今天龍口境内徐福鎮（原名鄉城鎮）一帶的徐鄉城遺址就是徐氏族居的地方，是徐福的故鄉。有論者認為，張炜長篇小說《柏慧》中的“士鄉城遺址”、《你在高原》中的“思琳城”，就是指徐鄉城遺址。《你在高原》中的“藏徐鎮”，則是以徐福鎮為依據塑造出來的。（趙月斌：《張炜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54—55頁）張炜也曾寫道：“膠東半島一帶的人，大約有多半從小就聽聞了徐巿（福）傳說。”“從古黃縣一些村落地名看也頗有啟示。‘登瀛村’，這不是個輕易可以謅出的名字；‘士鄉城’‘徐鄉縣’‘徐鄉城’，都是曆史上的真實名字，它們都與徐巿（福）東渡有關。徐巿（福）以采藥為名帶走的‘士’可謂多矣，‘士鄉城’則是他們的集結地。而據《齊乘》記載，以‘徐鄉’命名的縣和鄉，都是因為徐巿（福）求仙名聲大噪而得。”（張炜：《徐巿在日本·正史與口碑》，《張炜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4—315頁）

　　張炜在徐福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他“主持編寫了多卷《徐福文化集成》《徐福辭典》，還在《你在高原·海客談瀛洲》《瀛洲思絮錄》《柏慧》《刺猬歌》《射魚》《東巡》《造船》《孤竹與紀》等作品中反複演繹其人其事”。（趙月斌：《張炜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33—34頁）但他并沒有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徐福，而是在長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與他的團隊得出了一些比較科學、合理的結論：“秦代方士徐福（徐市）東渡，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外文化交流。徐福率領着包括各種工匠在内的大批人員，給仍處于原始生活狀态的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帶去了造船航海、銅鐵冶煉、絲綢織染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的耕作方式與文明的生活習俗等。徐福東渡不僅使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産生了質的飛躍，推動了當地各方面的文化進步，也拓展和繁榮了中韓日海上絲綢之路。”（張炜、祁山、趙月斌：《徐福與海上絲綢之路考辨》，張炜著：《徐福紀事》，山東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92頁）

　　張炜認為，徐福不是一個喜歡裝神弄鬼的方士，也不是一個利用秦始皇祈求長生不老的心理騙取其信任的人，而是在秦皇暴政下竭力保存思想文化的“火種”，并想方設法使之傳之海外、永久流傳的有理性、有智慧的知識分子。他明确指出：“徐巿（福）是個大知識分子，……徐巿（福）抵日，使日本在極短的時間内從石器時代一下躍入彌生時代。”（張炜：《徐巿在日本·正史與口碑》，《張炜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3頁）這種認識角度，是與張炜堅守的精神文化立場一緻的。他對故土大地上的一切，不論是自然形态還是人文形态，都細心尋繹其中的文化因素，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資源。

　　三

　　當然，作為一個山東作家，張炜接受的主要還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齊魯文化影響，這是由齊魯大地特殊的文化成因和豐厚的文化積累決定的。

　　華夏文化的中心，長期在中原地區，但到了西周時期，卻開始逐漸東移。這與周初周公旦平定纣王之子武庚反叛有關。當時武庚利用周王朝内部的矛盾，聯合東方的奄國（今山東曲阜一帶）、蒲姑（今山東博興一帶）等商的舊屬國起兵反周，被周公打敗。周公順勢滅了奄國和蒲姑，然後由周成王封周公長子伯禽做了魯候，都曲阜；封太公姜尚做了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齊、魯兩國在東方正式出現。這樣就形成了以鎬京、洛邑為中心的西部文化區和以曲阜、營丘為中心的東部文化區。後來，随着東部地區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待到鎬京殘破、東周定鼎洛邑之時，華夏文化的中心就漸漸移到了齊魯大地上。

　　但當時的“齊文化”“魯文化”還是并行有别的。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齊國形成了以務實、變革和開放精神為特征的齊文化，魯國則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魯文化。有論者指出：“在政治方面，齊文化尚霸道，魯文化尚仁道；在經濟方面，齊文化講求農、工、漁、商共同發展，魯文化講求以農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面，齊文化重‘刑政’，魯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齊文化主張力興霸業、一匡天下，魯文化主張弘揚王道、平治天下。”（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7—18頁）後來，兩地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互相影響、滲透，最終形成了以“崇德尚仁”“士志于道”為特征的先秦齊魯文化。就兩種文化的抗衡較量來看，是“齊文化以它政治、經濟上的優勢征服了魯文化，而魯文化以它在思想、道德上的優勢更多地征服了齊文化。所以整合後的‘齊魯文化’在意識形态方面更多地帶有魯文化精神”。（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8頁）這是符合曆史事實的，也是一個山東作家最為重要的文化基因。

　　秦始皇掃蕩六國之後，為了統一思想、鞏固政權，曾經試圖用以法家文化為主體的秦文化來征服齊魯大地。他先是禁止私學、焚毀書籍，進而坑殺儒生。當時受打擊最大的方術之士和儒家知識分子，主要就是由齊魯文人組成的，齊魯文化因此遭受重創。徐福想方設法東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因此，張炜認為徐福有保存文化“火種”之意是有道理的，至少在客觀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漢代吸取秦亡教訓，開始重視齊魯文化，并最終确立了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開啟了儒學從一種區域文化形态進入到中華民族文化中心部位的新時代，齊魯文化也就成了中華文化最堅固、最持久、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張炜作為一個山東作家，齊魯文化是他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底色，但因生長于龍口海濱、東夷故地，他的作品中又表現出濃郁的古齊文化、萊夷文化色彩，形成了他與其他山東作家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獨有特色。

　　第三章　家族記憶

　　一

　　一方土地的地理文化因素，對一個作家影響深遠，他自身的家族血脈，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了解他的家族情況，我們需從他的原籍說起。

　　張炜的原籍，是與龍口市相距不遠的栖霞市。兩市雖然境域相連，但地理環境大不相同。據《栖霞縣志》載，栖霞是煙台轄域内唯一一個不靠海的、典型的山區市，轄區内高山層疊、丘陵連綿，據說有大小山峰兩千五百餘座。其中，東部牙山和西部艾山兩大山系構成了轄區内的地形脊背，此脊素有“膠東屋脊”之稱。

　　張炜的老家是艾山以西的蘇家店鄉潘家店村。這裡地處栖霞西北部，距離栖霞縣城二十多公裡，與龍口市西南部接壤。他們村東也有一座山，山尖“形如蠶蔟”，故名蠶山。這座山孤峰拔起，峰上壘峰，當地有“蠶山戴帽，大雨來到”的說法。（參見山東省栖霞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栖霞縣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91頁）張炜後來曾到這裡遊走、訪察，認識了當地的一位戰鬥英雄，看到了一個很大的烈士陵園。他和朋友還在山頂上找到了一種叫“脆骨石”的發青發白的石頭。朋友告訴他，當年挨餓的時候，他們就上山找過這種石頭吃。這座家鄉的高山，曾多次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并在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中被他改成了“砧山”。這應該是張炜對家鄉的想象和懷戀。我們還可以看到，張炜雖然不是出生在這裡，但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栖霞人，而把龍口看作出生地。這是由中國人深厚強大的家族觀念決定的。

　　不過，這個地方也隻能稱作張炜的原籍，或者稱作他父親的故鄉。因為早在張炜出生之前，父親就因逃避戰亂離開了這裡。他先是得到一位在青島的本家叔叔資助，在那裡經商，後來則多在東北的沈陽、大連等地從事商貿活動，并來往于東北和龍口小城、龍口港之間。他在龍口小城認識了張炜的外祖父一家人，并與張炜的母親結婚，住在位于龍口小城裡的外祖父診所的大院裡。

　　張炜的外祖父，是龍口小城裡的一位名醫，在那裡開了一個不小的診所。他年輕時也曾到東北的沈陽、哈爾濱等地謀生，并在那裡學會了醫術，其中一位老師還是荷蘭人；後來到龍口小城安頓下來，在那裡行醫。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還熱衷于飼養各種動物，并渴望将來能在小城裡辦個動物園。據說他飼養過的動物很多，甚至有羚羊、龜和大蟒。他又是一個接受了新思想洗禮的、充滿熱情的愛國者，這讓他非常注重孩子的培養。

　　這裡涉及黃縣的一個著名人物徐鏡心，也就是長篇小說《獨藥師》中徐竟的原型。辛亥革命時期，作為黃縣籍的“革命巨子”，他是最早與孫中山交往的山東同志，曾任中國同盟會北方支部支部長兼山東分會主盟人，當時就有“南黃（興）北徐”之稱。民國後曾擔任國民黨山東支部理事長，因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被殺害，又有“南宋（教仁）北徐”之稱。我們現在雖然不能确定張炜的外祖父與徐鏡心是否有過聯系，但他對徐鏡心應該是熟悉并敬慕的。據說，他後來将女兒也就是張炜的母親送入學校學習，那所學校的前身就是徐鏡心在1906年左右創建的一所女校。那應該是當年徐鏡心在自家油坊裡創建的坤元女校，後來屢毀屢建，校址不斷遷移，校名也時有變化，但徐鏡心創立的教育根脈還是得到了長久的延續。抗戰初期，張炜的外祖父因支持和組織抗日活動，為抗日隊伍搞武器、藥品等，遭到一股不明身份的土匪伏擊，壯烈犧牲。他雖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但他身上的“革命性”卻是十分鮮明的。

　　張炜雖然沒有見過外祖父，也沒有直接得到過他的教誨，但大人們講述的外祖父的事迹卻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聽大人說，“有一次他騎着馬外出，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伏擊，那是一次暗殺。結果隻有他的大馬回家了，它進門後就用頭去磕打木台階，家裡人覺得非常怪，一摸馬背上有血……外祖母和母親跟着馬出門，後來發現外祖父倒在一條路旁。這件事情讓我永遠不忘。”（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1頁）張炜告訴我們，小時候大人經常對他和他姨家的孩子說：“你們長大後能成為像你姥爺那樣的人就行啊。”

　　張炜在1976年寫于栖霞、1982年改于濟南的短篇小說《石榴》中的那個“外祖父”形象，或許就有一點他的外祖父的影子。在這篇作品中，他把“外祖父”塑造成了一個扮作商人的革命者。在《石榴》中，他還寫到了一座港口小城，寫到了“外祖父”與港長的複雜關系、“外祖父”與“姥娘”的相愛與結合、“外祖父”的失蹤和被殺，具備了後來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曲府”故事的雛形。長篇巨著《你在高原》1988年開始動筆，曆時二十二年得以完成，實際上它的構思從很早就開始萌芽了。

　　1979年，他還在煙台寫下了短篇小說《老斑鸠》，通過小說人物“外祖母”的講述，記下了另一個人物“外祖父”的經曆：“你外祖父也是個有錢人，可他就是個好人……那年鎮上過好隊伍，也過壞隊伍，他給好隊伍治病，壞隊伍恨他，就把他殺了，還燒了他半個診所……”（張炜：《老斑鸠》，《張炜文集》第2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59頁）這些文學虛構與想象，自然不能與現實混淆，但其中大概也有些現實印記吧。

　　作為一個小城名醫之家的成員，張炜的外祖母、母親、父親和姐姐都能讀書識字，他們對張炜童年時代的閱讀産生過重要影響。這可能是外祖父給張炜留下的一筆最為重要的文化遺産。尤其是外祖母，堪稱張炜啟蒙老師。這個家庭，應該是與張炜父親在栖霞鄉下的老家有所不同的。那個家庭，可能是一個山鄉農民家庭，而這個家庭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城市知識分子家庭。雖然後來因為世事變遷，這個家庭命運多舛，男主人遭到暗殺，其他成員被迫離開龍口小城到海邊叢林尋找生路，但他們的文化血脈卻沒有因此中斷。張炜說，當年他們被迫離城而去時，外祖母還不忘帶上了一箱書。可見其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和良好的家風傳承的。

　　這一點對張炜的成長十分重要。這個在海邊叢林裡長大的孩子，自小生活在一個孤獨寂寞、受人歧視的環境中，之所以沒有長成一個性格頑劣、桀骜不馴的“野孩子”，或者一個自卑自怨、自暴自棄的“多餘人”，與他外祖父一家的家庭文化傳統和良好文化教養，與他的家人對他的教育熏陶有着極大的關系。一個人的精神養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血脈、來源于書本的。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張炜堪稱一個“大閱讀者”，他所讀過的古今中外經典不計其數。這種閱讀習慣的養成，顯然來自于他的童年、他的家庭。就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來說，童年時代就有這樣的閱讀機會和閱讀經曆的，是比較少的。這樣的家庭氛圍、閱讀經曆，加上他的海邊叢林生活，以及彌漫于半島地區的方仙道文化的浸染，才構成了張炜獨特的童年，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學基礎和情感傾向。

　　2020年3月，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我們與遠在加拿大的文學評論家、張炜當年的忘年文友趙鶴翔先生跨洋讨論張炜的文學創作，他談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在龍口見到張炜父母時的印象：父親一米八以上的個頭，沉默寡言；母親慈眉善目，談吐清麗淡雅。趙鶴翔先生記得，母親一邊說着張炜小時候讀書的往事，一邊還從窗台下和床底下拖出兩個紙闆箱子，裡面裝滿了張炜用鋼筆寫下的手稿，字迹密密麻麻。趙鶴翔先生說，20世紀80年代末他再去龍口時，張炜的父親已經去世。張炜母親2019年8月辭世，享年一百零三歲。在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這個當年“談吐清麗淡雅”的老人，不知經曆了多少人間風雨。她能培養出張炜這樣一個作家，應該也是含笑無悔的。

　　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段風雲變幻、動蕩不安的特殊歲月。在那樣一個時代，張炜的外祖父和父親兩家人都經曆了難以預料的生離死别、颠沛流離之苦。父親後來與母親走到一起，算是獲得了暫時的安穩。但随着外祖父被暗殺，診所大院也就漸漸冷落下來。他們一家在龍口小城難以立足，就委托外祖父的一位舊友在海邊買了一塊荒地，舉家遷往那裡。

　　他們一家遷入海邊叢林的時間，大概是1948年或1949年，是張炜出生前七八年的事情。當時的情況應當是相當嚴峻的，他們最後落腳的海濱叢林，實際上就是一片荒野。林海茫茫，荒草叢生，野獸出沒，無助孤單，但也隻有這裡才可以讓他們獲得短暫的休養生息。他們就在這片荒原林子裡紮下根來，依靠外祖父舊友事先搭建的幾間小泥屋，暫且遮風避雨；植樹種果，開荒種地，艱難生存。他們是這片林子裡唯一的人家。

　　但這種狀況并沒有持續多久，因為随後就建起了國營園藝場，他們一家辛苦栽植的小果園被劃入了園藝場中，成了它的一個小小的角落。父親在動蕩歲月裡蒙冤受難，被迫前往南山水利工地，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的勞動力；小果園被吞并，又失去了基本的生産和生活資料。外祖母、母親和姐姐，孤兒寡母，艱難度日。更加讓人窘迫的是，被占去了小果園的一家人，卻不能成為這個園藝場的一員。母親隻被安排了一個園藝場臨時工的工作，一般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家裡隻剩下外祖母照看家庭和孩子。

　　這就是張炜出生前的基本家庭狀況。這樣一家人的處境是多麼艱難：他們早已被迫離開城市，失去了城市居民的資格；辛辛苦苦建起的小果園被強占，卻沒有被賦予相應的園藝場工人身份；因為住處不靠近哪一個村莊，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民。他們落入了時代的縫隙之中。

　　張炜後來回憶：“我一睜眼就是這樣的環境：到處是樹、野獸，是荒原一片，大海，隻很少看到人。父親長年在南部山區的水利工地，母親去園藝場打工。我的大多數時間與外祖母在一起。滿頭白發的外祖母領着我在林子裡，或者我一個人跑開，去林子的某個角落。我就這樣長大，直到上學。”（張炜、趙月斌：《張炜訪談：茂長的大陸和精神的高原》，趙月斌：《張炜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283頁）這是一個在時代縫隙裡長大的孩子獨有的生活軌迹。

　　三

　　這種模糊身份，必然影響到一個孩子的心态，讓他産生一種不踏實、不穩定的漂泊感，一種孤獨感和疏離感。随着張炜一點點長大，他會慢慢知道自己家庭的與衆不同，知道因為父親給家庭帶來的痛苦和麻煩，并因之産生一種牢固的童年經驗，深藏于心，影響終生。

　　于是，他隻能在緊張的人際關系之外尋找一種新的心理平衡，那就是在外祖母、母親和姐姐那裡獲得知識與溫暖，在自然萬物之中尋找理解和同情。因為他除了自然和書本，幾乎沒有多少可以暢所欲言的朋友，他得到更多的是冷眼、歧視、蠻橫和霸道。在他後來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出的對溫暖、美好情感的熱情贊頌和強烈渴望，與自然萬物的情同手足、互愛交融，以及對人間醜惡的強烈義憤、絕不寬容，都與他的童年生活經曆不無關系。他甚至認為，動物比人更可靠、更容易親近，自然世界比人類世界更讓人輕松愉快。張炜後來曾經寫出了一些被認為是自然文學、生态文學甚至環保文學的作品，我們結合他的童年生活經曆就會知道，這樣理解顯然失之淺顯了。因為這對他來說并非有意為之，而是一種從小就形成的情感傾向。張炜曾在《時間裡的神秘蘊含——答香港〈讀書好〉》中說：“‘自然生态環保文學’這個概念，我幾乎沒有想過。因為文學在我這裡就是文學，它們不會從題材上區分得這麼清楚。作家關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詩意。是社會的不公平，苦難和愛情，是這些。”

　　他對自己的童年經曆，也沒有什麼抱怨和不滿，甚至還從中發現了一些難得的好處。後來，他在回顧總結了諸多中外作家痛苦的童年生活經曆後，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充滿感慨地寫道：“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較沉默的，是旁觀者。對普通人而言，一般來說這未必是好事，他會有心理障礙，交流不暢，融入社會的能力很差，甚至變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這裡就未必如此，有時候非但不是大忌，還有可能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長處。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礙，轉化自己的‘弱項’，于是在這個過程中就變成了一個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來的宣講者。作家在童年擁有的特殊視角，真的會影響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對集體的審視位置，保持一種疏離的關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機會，也獲得了更多判斷和比較的機會。作家有時處于邊緣地帶是一件幸事，因為超脫與距離，對他來說很重要，旁觀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長的意味。”在這方面，他也是有切身感受的。

　　張炜甚至認為，這種“疏離感”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他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即使有人小時候過得熱鬧，好像得意、順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後也會補上‘疏離’這一課”。他借蘇東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說明“如果沒有這樣的視角的切換，他們對社會與人生的很多問題都難以看得更加清晰。許多時候作家需要是一個熱情的參與者，但更多的時候也還需要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熱烈與參與是一度的，退離和冷寂則是長期的。這是作家工作的特質，也是心靈的特質”。

　　看來，一個人的童年是幸還是不幸，得看他将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對于張炜來說，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樣的童年又是幸運的。

　　四

　　張炜一家輾轉來到海邊林子裡時，栖霞老家還有他的叔父和别的一些親人。在他出生之前，叔父曾經來過這片林子，來過他們家。這是後來外祖母告訴他的。“那時她說有一個大果園，一角上有三五棵梨樹和桃樹被流沙埋住了，就由我從山裡來的年輕的叔父用筐子将它們一點點提走，解放出一棵棵的果樹來。後來又淤塞了，叔父又從南山趕來，再一次把它們提走……那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張炜：《文學讨論會（濟南，1985年11月，〈黃沙〉讨論會）》，張炜：《周末對話》，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0頁）

　　那時，他的父親不在家，叔父就抽空趕來幫忙幹些重體力活了。叔父到這裡要翻過橫亘在龍口和栖霞之間的高山，要走很長的路，但不論多高的山、多長的路，都割斷不了血脈和親情的聯系。他雖然沒有見過叔父年輕時的樣子，但從外祖母的口氣裡，他聽出了感激和敬佩之情。後來張炜在中篇小說《黃沙》裡塑造了一個“坷垃叔”，一張口便是“它們淤滿了，我就把它們再提走。我使的是土筐，一筐一筐把它們提走了……”（張炜：《黃沙》，《張炜文集》第22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頁）這裡面可能就有一點叔父的影子。

　　張炜長大以後，因為社會環境和生活所迫，被父母送到栖霞老家投奔叔父。但在海邊叢林中長大的張炜，很難适應那裡的生活，在叔父家沒待多久就離開了，開始了在膠東半島上的遊蕩生活。張炜對栖霞老家的記憶是模糊的，但因是祖根所在，又一直無法忘懷。

　　在張炜的寓所裡，有一幅大大的彩照。照片近前是水灣、大樹和叢生的灌木，後面是天空，是滿天彩霞。彩霞倒映在一灣碧水之上，上下天光，異彩紛呈。中間是凸起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峰頂又再凸起，的确有點蠶繭的樣子。這便是張炜老家的蠶山。張炜非常喜歡這張照片，經常要向造訪的朋友介紹一番它。他内心深處那種“祖根”意識，應該是持久、強大的。我們看看一些關于他的介紹，也常常寫着“山東栖霞人，生于龍口”。老家栖霞，後來也與父親勞動的龍口南部山區合為一體，構成了他文學作品中“南山叙事”的主要地理空間。

　　第四章　林中歲月

　　一

　　讓我們再回到那片林子之中吧，回到那片位于龍口西北部、瀕臨大海的荒原叢林，回到張炜童年和少年時代成長的地方。茂密的林子自生自長，長期保持了自然、原始的風貌。林子裡樹種很多很雜，最多最大的是橡樹和白楊樹，還有洋槐、合歡、柳樹、榆樹、椿樹、桃樹、梨樹等，靠近大海則是無邊無際的松林。這是一個樹的世界、草的世界、花的世界，也是一個動物的世界，地上跑的，樹上爬的，天上飛的，無所不有。這片林子，這片林中的那個小果園，小果園裡的那個小院，是張炜的兒時天地。

　　2018年3月，張炜曾經給我們手繪過一幅“少年時代環境還原圖”，來描繪他的故家和林野的狀況：在一片小果園裡，是一個樹木圍繞的院落；院落東南側有一個木栅欄院門。院落裡面，是幾間北屋和東屋，呈拐尺狀；屋子西北不遠，是一座破敗的小泥屋。院落周圍是小果園。小果園東北緊連着國營園藝場，小果園就是那個園藝場的一角；西南方向，是龍口林場。這個小小院落，就處在國營園藝場和龍口林場之間的一片莽莽叢林之中。

　　從這幅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水渠從小院東側向北流去，穿過小果園和小院東北的國營園藝場，一直流向大海。這條水渠給這片林子帶來了無限生機，也給他留下了長久的回憶：“我們屋子的東邊，有一條水渠，它日夜嘩嘩流淌，奔向大海；渠底遊魚，清晰可辨。青苔、水藻，常年不斷。藻下有螺，渠岸上一排排洋槐樹臨水解渴，所以就越長越茂，夏天繁花似錦。”（張炜：《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頁）張炜是一個善寫林中萬物、寫河寫海的作家，這大概是他童年見到的第一條河。

　　院落的北面、西面、南面和東南面，張炜用筆畫标出，是茂密的林子和林子裡的水泊。樹高林茂，幽深莫測，水泊就像裡面明亮的眼睛。許多年後，他曾在《葡萄園暢談錄》中寫下過這樣動情的文字：“這片林子即便在白天進入也昏暗如陰，真正是遮天蔽日啊。橡樹、山楂在楊樹之間油黑堅硬。可愛的橡實結在樹上，引誘我們去攀援摘取。記得我們曾經把它誤認為闆栗，放在火裡燒烤。成熟的橡實在沙地茅草間滾動，讓我們愉快地撿拾一個秋天。我們耳旁至今還響着風吹樹林的嗚鳴聲，響着林場工人的呼叫，響着姑娘們的亮笑。”

　　随着張炜的畫筆繼續往北，那裡的林子變得稀疏了，漸漸變成了起伏連綿的沙崗。不用說，那兒已經離海不遠了。張炜說，那誘人的大海離他家大概有五裡半路，但大人是不允許小孩子過早地接觸大海的。他第一次見到海，是在五歲的時候。五歲之前他幾次想去看海，都因路途遙遠曲折而沒能如願。童年和少年時代，對于這片沙嶺，他也曾有過許多神秘的想象：“這片林場的北面就是連綿無邊的沙嶺，上面長滿了無人管理的雜樹；這片雜樹間有無數新奇的玩意兒，好像裡面有一萬種野果子也說不準。這片灌木林雜生着一株株喬木，似乎是更有誘惑力的去處。我們在林子裡迷路，那是常事。至于藏在林子裡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數不勝數了。在那裡面什麼事情不可以發生。如果說從沙嶺的叢林間走出一位仙女或者天上的老人，或者是一隻會飛的豬，都不算奇怪。”（張炜：《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5頁）

　　在這幅圖中，張炜還特意标出了位于龍口林場中的一個小村——西岚子。這是離他們家最近的一個村子，但也要穿過長長的林中小路才能走到。這是一個由外地流浪人組成的小村，隻有二十來戶，人員大多來自遙遠的藤縣（今滕州市）。他們與當地人并不是一個風俗，甚至口音都有很大不同，但對張炜來說，西岚子卻是一個神奇、美好的存在。因為他們家當年來到叢林時，也與流浪者無異，現在父親常年不能回家，家裡除了外祖母、母親和姐姐，平時能夠見到的隻有那些偶爾路過的獵人、采藥人和打漁人，他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張炜說：“因為孤獨，我常常穿過一片林子到小村裡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裡的孩子們一塊兒捉鳥、捉迷藏。小村裡的每一戶人家我都熟悉——吃過他們的煎餅，喝過他們的水。”（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頁）多年之後，他還依然記得小村裡面的許多故事：他們拿出因海邊潮濕而發黴、長了綠毛的地瓜幹來晾曬；一個叫張啟祥的人，跋山涉水從藤縣老家背回了一個攤煎餅的鏊子；當地人看不起小村人，将他們輕蔑地稱為“鯅鲅”（一種劇毒海魚。——作者在《九月寓言》中的原注）等。這些，後來都被他寫入了長篇小說《九月寓言》中，張啟祥就是小說裡“金祥”的原型。

　　這個小村和他們家那個小院，現在早已不複存在了，張炜對它們十分懷戀。他曾說：“我小時候距離最近的那個小村，就是西岚子，現在沒有了。那個地方後來采煤、建醫院、建城區，完全是一片樓房了。有一次上海的朋友來這裡，一定讓我想辦法找到過去生活的那片林子和房屋的位置。這很困難，全是樓房。我們在一所醫院那兒找到了原來的位置，他照了很多照片。西岚子村，那一次我們也發現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動物園，有猴子在裡面跳，朋友也拍了照片。總之，一切都變了。”（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72頁）這段記述，也印證了這片海邊叢林的消失和變化。

　　二

　　如果對照張炜手繪的“少年時代環境還原圖”，張炜家的茅屋應該就是那座拐尺形的屋子。在張炜的記憶中，它們就像海邊農家那些常見的草房一樣，是就地取材建成的，“石基泥牆”，上面“鋪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外祖母還告訴他，這座茅屋是一家人專門為了迎接他的出生而修建的，因為家裡原來那座小泥屋實在太小了，不足以迎接一個“新人”的到來。（參見張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3—4頁）

　　聯系張炜一家的生活經曆，我們實在不能簡單地看待這座“茅屋”和原來的“小泥屋”。對于一個被迫遷居于此、艱難求生的家庭來說，它們不僅是一個寒陋的居所，更是他們與命運抗争的“掩體”和“堡壘”，是他們的生之希望。隻要一息尚存，就要堅定地活下去，并且活出生命的尊嚴和質量，大概就是這座寒蹇茅屋中的人的内心所念。一處簡陋的居所，正是一家人自強、自尊、自重、自愛的象征。

　　張炜的童年就在這裡開始了。林子裡的孩子不會過于嬌慣，也不可能過于嬌慣。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樣，他很快就度過了自己的襁褓期、搖籃期，可以在小院子裡蹒跚學步，慢慢地開始自由奔跑了。但外祖母的管束非常嚴格，不允許他自己邁出小院的那道木栅欄門，因為外面可能隐藏了危險；也不允許他獨自進入茅屋後面那個半塌的小泥屋，因為擔心泥屋年久失修，會突然倒塌。可是，孩子天性不受約束，他多麼渴望能夠走得遠一點、再遠一點，每天都能看到新奇的東西。

　　好在茅屋旁邊有一棵大李子樹，可以讓張炜與比他小兩歲的弟弟爬上爬下、盡情玩耍。張炜後來回憶，那棵大李子樹“就在我們房子後面，偏右一點，下面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樹分開幾個巨杈，樹幹需要數人才能合抱過來”。“記得比我們的房子高多了。我回憶小時候的環境，馬上就會想起它，它代表了童年的全部爛漫、向往、迷茫和未知，總之一切都包容在那棵樹裡了”。（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3—54頁）

　　張炜記得，每年春天繁花盛開的時候，整個大李子樹就像一座“花山”，一嶺一嶺的花，頂得上一大片李子林。更為重要的是，這棵大李子樹比外祖母的年紀還要大，是全家的“護佑神”。外祖母告訴他，當年他們一家人流落城外時，一直往東走，終于走到了這片海邊叢林。可是究竟在哪裡落腳才好呢？他們看到了這棵大李子樹，就再也不想走了。母親告訴他，因為有這棵大樹的保護，一家人遇到的所有難事都挺過來了。父親也說，隻要這棵大李子樹在，我們什麼都不怕。（張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198—199頁）

　　這棵大李子樹，後來在張炜的傾心描摹下，成了這個小院和外祖母的象征。它最早出現在張炜1979年寫下的短篇小說《老斑鸠》中。1988年5月，他又在詩歌《大李子樹》中将這棵樹與“外祖母”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外祖母和一棵樹/今生不再分離/一個完美世界/兩個偉大靈魂//她們越來越多地/相依共處/一對慈祥老人/攜扶成群兒孫//頭頂閃爍春陽/銀發綴滿花瓣/曠野上/印滿她們的目光。”這一時期，是張炜離開家鄉多年之後，回到龍口挂職市政府副市長之時。重回故鄉，無數的童年記憶接踵而來，作家展開豐富的聯想和想象，寫下了像《滿地落葉》《荒原》《遠行之囑》《三想》《問母親》《我的老椿樹》等許多小說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都有這棵大李子樹。

　　張炜說，這棵樹後來也被無情地砍伐了，因為那裡要蓋樓房、工廠。樹被砍伐之後，他曾在那個殘留的大樹墩面前停留了很久，心情惡劣到了極點。他後來每想起此事，都會産生一種極其憤怒的情緒。因為那棵樹完全可以移栽，因為大自然要培養這樣一棵大樹，不知要費多少年工夫，這不是三年四年的事情，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沒有人顧及和考慮這些。他在短篇小說《問母親》中，不僅根據真實記憶寫到了這棵樹，而且還從“居所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如實記錄了林子”，他希望“在将來的一天有人會恢複它”。雖然他知道這可能是個“永久的夢想”，但他從未放棄做夢的機會。（參見張炜：《匆促的長旅》，張炜：《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2頁）

　　直到2010年5月，張炜在香港接受采訪時還說：“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個自然環境更美的地方了。我的這個意識很固執，以至于我常常覺得自己有一半多的使命就是為了講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來的一天，如果人們厭煩了現在的建設——這一天總會有的——就會按照我書中對那個環境原貌的記錄，去重新恢複那片原野。”（張炜：《時間裡的神秘蘊含——答香港〈讀書好〉》，張炜：《午夜來獾——張炜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56—257頁）

　　三

　　張炜認為，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有一個有趣的“外祖母現象”。許多作家的童年都是與外祖母一起度過的，或者深受其影響，比如普希金、高爾基、魯迅等；有些作家雖然不是跟随外祖母，比如馬爾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韓愈跟随嫂子，但他們也都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這是很有道理的。

　　人們常講“嚴父慈母”，這對後代的成長至關重要，起到了一種相互補充的作用。因為嚴厲的父親更多地體現了人的社會性，體現了“規矩”；慈愛的母親則更多地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體現了人性中最純粹、最溫暖、最無私的愛。對一個作家來說，後者可能更為重要。而就一個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外祖母是母親的母親，是母性之根，她集中體現了人世間所有的慈愛、溫暖與美好。“外祖母現象”，對一個作家的養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外祖母無一不是講故事的高手。張炜認為：“這可能與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淵源有關。無論他們知識教養怎樣，是否有閱讀的習慣，一律都能講出别緻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這些故事内容不同、講述方式不同，但總能對外孫形成強烈的吸引力和引領力，從小培養起訴說和傾聽的習慣。”（張炜：《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天涯》2020年第3期，第11頁）所以，一位作家從小跟在外祖母身邊，一生都會帶上這段生活的印記，他的心靈可能會變得更柔軟一點，他的文字、講述的口吻和态度，都會受到影響。

　　張炜曾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一個寫作的人回憶與外祖母一起度過的時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麼多值得依賴的寶貴情感。外祖母用生動的語言、柔軟的心地、無比的慈愛，去彌補一個孩子因為離開父母而經曆的孤單無助和難過郁悶，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在有意無意地為孤獨的外孫做很多事情。這對一個處于不幸狀态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讓孩子印象深刻。”“我深深受益于我的外祖母。有這種感受的人不僅僅是我，許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從事寫作，對外祖母的依戀之情也會異常深厚，且具有别一種色彩。所以在膠萊河以東的半島地區，人們總是強調童年對姥姥家的深刻記憶，說起那裡聽到的故事和吃到的東西，而較少說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縱橫交織，曲折漫長，哪怕要拐許多彎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卻是走不錯的，再遠、再細小的路徑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愛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孫關系之中鍛造出來的奇特的血緣關系、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或許就是人類學的奧秘了。”

　　這是我們在閱讀張炜過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個方面。讀懂外祖母，就像讀懂他筆下的小茅屋、大李子樹一樣重要。在張炜心裡，這些都是故鄉的标志、情感的皈依，是他的創作生命的無盡動能和力量源泉。

　　四

　　随着張炜的慢慢長大，奔跑的腳步已經無法遏制，因為院子外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和寶藏，是他急于見識和知道的。更何況，那些偶爾路過的采藥人、獵人、打漁人和地質勘探隊員們，在喝口水、歇歇腳、抽袋煙的工夫，又給他帶來了許多令他難以想象的趣聞逸事。尤其是那些地質隊員，更讓他感到新奇。他們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戴着太陽帽和黑眼鏡；他們從來不住在老鄉家裡，走到哪裡都是木闆一鋪、帆布一扯，就成了一個神秘的帳篷。他們的服裝、口音也與當地人不同，一個個就像天外來客。他們講述的故事，則超越了這片叢林，超越了這個孩子的想象，飛向了林子以外的神奇、闊大世界。

　　就這樣，張炜腦子裡裝下的東西越來越多，對外面世界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他渴望看到他們講述的怪鳥、從未見過的四蹄動物，吃到那些野果，喝到清冽的甘泉。他尤其渴望品嘗一個采藥人講述的林中野宴：“幾棵大白楊樹下有一個老大的樹墩，上面鋪了白楊葉兒，葉兒上擱了一個個大螺殼兒、木片、柳條小籃、樹皮，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什麼花紅果兒、煮花生、栗子核桃、炸魚和燒肉、冒白汽的大饅頭，還有一壺老酒……”（張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頁）采藥人告訴他，這是林子裡的精靈要請客，因為有一年他救了一隻斷了後腿的老兔子，現在老兔子成了精，要報答他了。

　　再也沒有什麼能擋住張炜的腳步了。他把外祖母的所有告誡都抛之腦後，悄悄地越過了小泥屋，越過了泥屋北面那幾棵黑蒼蒼的大橡樹——那是外祖母給他劃定的活動邊界。他不斷往北走，走進了密林深處。他認識了柳樹、楓樹、合歡樹和野草莓，與喜鵲、黃鼬、野兔、刺猬、老鷹、柳莺、七星瓢蟲和一種鑽在白沙裡的小蟲“蟻蛳”成了好友。有時候，他在這個神奇的林子裡會混淆了現實和幻覺，覺得自己變成了那個采藥人，并且遇到了精靈，飽餐了一頓林中野宴。他相信這個無邊的林子裡無所不有，什麼神奇的事情都會發生。

　　這種林中生活和生動想象，給張炜幼小的心靈灌輸了一種“萬物有靈”的思想，并且與他後來接觸到的方仙道文化一起，影響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文學創作。他相信外祖母給他講過的狐狸與獵人的故事是真的，做壞事一定會有惡報；相信小時候遇到的一次“蛇懵”也是真的，而不像老師所說是因恐懼而産生的錯覺；他也相信黃鼬附身的傳說，相信一個叫“老李花魚兒”的人與狐狸精的故事。後來，他把這些傳說和故事都寫進了自己的文學作品之中。他認為：“人在茫茫自然界裡，在大千世界裡，需要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很多詭谲、詭秘還需要人類去發現。我們沒有能力去理解的事物，不見得它就不存在”。（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79頁）所以他不認為《聊齋志異》中的故事都是編出來的，也不認為那是蒲松齡為了“刺貪刺虐”而寫成的，因為那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真實發生的。

　　這種萬物有靈的思想，不僅激發了張炜的文學想象、滋養了張炜的浪漫情懷，也增強了他的道德觀念和愛憎意識，因為這些故事不僅奇幻、神秘，也有很濃的教育和訓誡意味。張炜覺得，這片林子裡一定會有一個能力超凡的小動物在做我們的知己，我們做什麼事情它都會看到。張炜說：“我離開了林子以後，這個幻想偶爾還要出現——直到長大了的時候，還會覺得所做的一切事情，暗中都有那麼一雙眼睛在看着——這雙眼睛不一定是神的眼睛，但同樣是超自然力的。從小受到的童話式的教育和熏陶，真的會起到長遠的作用。”（張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1頁）

　　不僅是動物，就是那些植物他也覺得都有自己的眼睛、感覺、印象和記憶，都會記住人間的美好與醜惡、歡樂與痛苦。張炜在《植物的印象》中堅定地認為：“所有植物都有一顆心靈，它們比人更執拗也更正直。它們會長久地保留起自己的情感，以待有機會傾訴出來。它們善惡分明，有着經久不變的道德觀。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它們的注視之下，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謹慎。我們應該好好地約束自己。”

　　五

　　作為一個1956年出生的中國作家，張炜經曆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物質極度匮乏的時期，經曆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災難、大饑荒，經曆過人們長期填不飽肚子的年代。但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他對“饑餓”的描寫要少一些，程度也相對淺一些。這與他當時年齡尚小、記憶不深有關，更與他童年、少年時代在林子裡生活有很大關系。這片海濱叢林地處平原、海邊，比貧瘠的南山有着更多的生存優勢，地裡出産，林中所有，加上海中所獲，他們可吃的東西是比較多的。這是大自然的無私饋贈，也是對這個不幸家庭的些微補償吧。

　　這片林子裡可吃的東西，是那些林子外邊的人怎麼也想不到的；小孩子又總是貪吃，味蕾留下的記憶可能比眼睛還要深刻、長久。張炜後來在《葡萄園暢談錄》中回憶：“我們房子四周是品種齊全的茂密高大的果樹。有各種各樣的杏樹——你知道杏樹分好多好多品種；有一種桃杏，味似紅薯，杏皮上滿是絨毛，紅撲撲宛如少女臉頰；還有一種杏子小巧玲珑，潔白如雪，近乎透明，咬一口甘甜如蜜。還有一種‘血桃’，咬一口紅汁四濺，鮮氣蕩漾。這種桃樹葉片烏黑發亮，枝冠茂密，最适宜攀緣遊戲捉迷藏。我們記得家裡老人為了引誘我們多吃這種桃子，就說‘閉着眼睛，看誰嘴巴張得更大。’我們張大了嘴巴，她就将一枚桃子塞入我們口中……”

　　為了儲存食物，父親從南山回來時還專門在茅屋後面挖了一個地窖。地窖又深又大，踏着台階下去，裡面又隔成幾個隔間，可以分放不同的東西；牆上也挂滿了吃物。地窖裡冬暖夏涼，一年四季都可貯藏。秋天裡，大小壇罐都裝得滿滿的，這樣在白雪封門的隆冬，他們也能享用到肉和魚了。張炜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回憶：“冬天是悶頭大吃的日子，所以我在這個季節裡總是最胖。媽媽從園藝場回來，隔着棉衣捏捏我，每一次都非常滿意。她給爸爸寫信，念給我們聽，上面有一句讓人忘不了的話：‘孩子就像小豬。’”

　　是海邊叢林幫助了他們一家，至少是減少了過度的饑餓之苦。後來，我們曾與張炜談及此事，他既贊同我們的看法，也表示家裡的食物并沒有想象得那麼豐富。因為童年回憶總有一種“美顔”功能，實際情況要比回憶差得多。他還記得在園藝場做工的母親将剩下的一塊窩頭帶回家中，讓他很長時間都覺得香味無窮；父親從南山水利工地回來後，到海邊拉網時帶回的一小捆刀魚，也是令他記憶深刻的美味。他的姐姐還告訴他，當時家裡困難的時候，曾經煮過一種海水卷上來的海菜，那種菜實在是難以下咽的。所以，他記憶中小時候食物“豐盈”是相對的，隻是較少挨餓而已。

　　張炜還記得小時候外祖母給他弟弟“包水餃”的一件往事：“那時的‘水餃’怎麼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個籮，把玉米面和地瓜面篩到托盤上，再把蘿蔔絲和野菜做成的小團子放在上面，均勻地晃動，讓菜團子沾上薄薄的一層；然後把水燒開，像下水餃那樣把它們放進去。”就是這樣一種粗劣“水餃”，也讓他顧不得燙，伸手就抓。可是，他被外祖母攔住了，因為那是給弟弟吃的。知道自己不該與弟弟搶食的張炜，羞愧地對外祖母說：“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過是想替弟弟拿一會兒……”這句話，外祖母許多年後還在向他重述。（參見張炜：《寫作是一場遠行——在香港三聯書店的演講》，張炜：《午夜來獾——張炜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19頁）這也說明，那時候他們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照顧小孩的“美味”也不過如此。

　　但從總體上看，張炜對饑餓的記憶并不是特别深刻。他記得小時候到海邊，看到人家捕了那麼多魚；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用蚊帳布做一張網，到淺海裡兜一圈也能逮到一堆魚；還看到海邊有浪湧上來帶來的很多海蛤、各種各樣的海鮮、大量的海菜。他甚至不明白海邊的人為什麼會餓死。後來他從老人們口中才知道：“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些食物是容易獲得的；可是當年大家都餓壞了，都四處找吃的東西，想吃樹葉，樹葉早就捋光了，連樹皮也剝盡了；想到水裡去捉魚？那時的人餓得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看到魚也抓不上來；再說搜尋食物的人那麼多……人已經餓得沒有生存能力了，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越沒有糊口的東西，就越是沒有力氣去獲取它。為了搶一堆蘿蔔，有的村子之間竟然開了槍。”（張炜：《寫作是一場遠行——在香港三聯書店的演講》，張炜：《午夜來獾——張炜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20頁）這些饑餓的回憶，大多來自間接的講述，而不是親身的體驗。

　　這份童年記憶，也對他的文學創作産生了重要影響。張炜曾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壓抑和屈辱引起的後果既長遠又嚴重，但它們是千差萬别的。如果創傷關乎自尊、精神，那麼這個人會變得格外敏感，而且剛健頑韌；如果是物質方面的，比如說貧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的乞讨地步，毫無尊嚴可言，或許會讓他變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質的誘惑下顯出自己的軟弱。小時候物質的煎熬很難讓其忘記，後來即便變得富有也不會輕視錢财，往往過分倚重甚至貪求。反之童年時期沒有物質艱困的人，财富欲望會較為稀淡，有時身無分文也并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窮人。”在張炜那裡，遭受的壓抑、屈辱顯然比物質貧困要多得多，這在後面我們将會談到。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張炜的文學作品雖然也有生活苦難的書寫，但他顯然是把心靈和精神苦難看得比生活苦難更重。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無緣無故的，這與他的童年生活經曆有着極大的關系。

　　六

　　日子每天都在流逝，生活每天都在繼續，随着張炜的慢慢長大，他的疑惑也在增多。他最疑惑的是長年見不到父親，一個孩子怎能沒有父親呢？母親和外祖母告訴他父親在南山裡打石頭、開山洞，可是父親為什麼老不回家呢？

　　嚴寒的冬天來了，外出的時間少了。待在茅屋裡的張炜，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親了。他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寫道：“冬天是想念爸爸的日子。我從外祖母和媽媽的話中想象着大山，晚上夢見一個男人光着膀子，不停地掄錘，眉毛和頭發上落滿了石粉。我把夢境告訴外祖母，她歎一聲：‘野物還要冬眠，他們還不如野物。’她最擔心的是爸爸沒有充足的吃物，卻要對付鐵一樣的石頭。”“媽媽有一年往山裡送了一些臘腸，這是她和外祖母親手做的。回來時媽媽說：‘人太多了，他們每人分了拇指那麼大，他不能一個人吃。’她說山裡的冬天幹冷，男人們就不停地掄錘打釺，用這個方法取暖。我問：‘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媽媽說：‘那得等一座山打穿了時。’”

　　此時的張炜，還不知道父親為什麼要到那座遙遠的大山裡勞動，也不知道父親去大山之前是幹什麼的。他問外祖母，外祖母語焉不詳，隻是說：“他到處走，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一輩子走的路太長了。”（張炜：《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7頁）于是他常常爬到高高的樹上，往南遙望，他能看到遠處的樹和村子，在天晴的時候還能看到一道山影。他确信父親就在那裡，沒白沒黑地用一把大錘對付鐵硬的石頭。

　　這些童年記憶，也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張炜的心頭，影響到了他此後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父親”形象：一個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他要用自己長長的文字，揭開“父親”的秘密，還原真實，還給一個人應有的尊嚴。當然，在他文學作品中的那個“父親”，已經超越了生活中的具體人物，已經成為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的象征，一個在任何風霜刀劍下都永不屈服的“男子漢”的象征。這是顯而易見的。

　　張炜認為，一個作家一生都在寫兩封長信，一封是寫給母親的，一封是寫給父親的。寫給母親的溫柔、内斂，寫給父親的則充滿了男子漢的粗音，是隻有成人的聲帶才能發出的。張炜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這聲音足以證明自己。在這逞強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時很難分得清針對父親本人，還是他所代表的那個社會。”

　　在張炜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寫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也被稱為一個善寫女性的作家。但越到後來，他作品中父親的形象、男子漢的形象就越突出。聯系張炜的童年生活經曆，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這個變化過程——這是一個從母性的溫柔、美好向“男人的歌唱”的變化過程。

　　七

　　林中歲月，對張炜的影響是深遠的。他與那些尋常家庭裡長大的孩子，慢慢顯示出了很多不同：他的世界無限闊大又無比狹小，他有無數歡樂又有無邊寂寞，他有很多問題無法找到答案、很多秘密沒法對人訴說。他孤獨、悲傷、落寞，快樂、自由、奔放；他既生活在現實環境中，又生活在想象的世界裡，有時候想象遠遠大于現實。

　　敏感、好奇、疑惑，溫暖、美麗、痛苦，裝滿了這個小小的腦瓜。這是生活的賜予，還是命運的不公？不論是賜予還是不公，都将化成生命的根基和永久的珍存。張炜在《周末對話（上篇）》中說：“人生是由多個側面組成的。一個人總有不悅、消沉，有絕望和痛苦。他即便在童年，也有欺淩和壓迫。誰能一直歡笑地走完童年……不過有人歡笑多一些，有人哭泣多一些。每個人都是幸運和不幸的。所以隻能說：童年并不輕松，但卻讓人一生緬懷，是人生的根基。”

　　張炜還曾在《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中說過：“作家的童年時代對其一生的成長與書寫都是極重要的。就人生來說，童年生活是一個開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個重要階段。雖然童年經曆隻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記憶的一個‘老巢’，各種各樣的生活都從那裡開始，都堆積在那裡。那時的記憶尤其新鮮，所以也最難忘記。”“童年經曆會深深地影響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的現在和未來。”因此，他在《對世界的感情》中寫道：“我的全部作品都在寫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寫林子和海之類。後來寫了鬧市甚至國外，也是由于有了對林子與海的情感。它們在情感上支持我，讓我成為一個能夠永遠寫作的人。”

　　（本文節選自即将出版的《張炜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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