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全國(廣州)性文化節之大學生“如何正确看待婚前性行為”的論壇7日在大學城内舉辦。在場的男女生毫不羞澀,不僅大膽反問主講的董玉整教授,還有一女生多次逼問教授:“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把自己獻出去?”這位大膽的女生,如此提問被認為是大膽、前衛。
前衛嗎?我怎麼感覺是落後呢?
我們總在說“社會在進步”,進步倒是能看得見:GDP都排世界第二了,物質生活也極大豐富了,然而我們很無奈地發現,人的思想觀念卻是處在停滞狀态,甚至還發生了嚴重的倒退。現今中國的悲哀,恐怕在于,早已被前人或他人解決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複又成為問題,所謂的“性教育”便是一例。其實,八十年代,我們經曆過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那時的人們,思想相對自由開放,對包括性教育在内的思想領域的讨論也相當深入,可是三十年過去,我們會發現許多人仍然處在舊有的困惑之中。這是為什麼呢?
不得不從我們的教育方式上去找原因。我曾發現,不少家長在輔導孩子功課的時候,非常強調所謂“标準答案”,如果遇到沒有标準答案的思考題,會不自覺地引導孩子去做這樣的猜測:老師會喜歡怎樣的答案呢?于是,長此以往,學生們都習慣了放棄自主思考,隻去死記硬背書本上的标準答案。“萬一沒有标準答案,世界将會怎樣”?對把考試分數視為命根的學生來說,這樣的“萬一”,無異于滅頂之災;而我們的龐大的教育機器,其實就是一台專門提供标準答案的問答機,你要麼就把它提供的答案當權威,要麼就會被當成異類用各種手段排斥之、打壓之、消滅之。
生活的考題,沒有現成的标準答案,否則我們就還會認為天圓地方、自認是宇宙的中心,我們永遠無法突破前人,隻能去撿拾前人的智慧殘渣聊以果腹,我們隻會驚歎于喬布斯的才華,而“喬老爺”一走,便引發了“世上再無iPhone5”的惋惜。
說回那個小女生,她的表現不是大膽、前衛,而是一種索取标準答案的迫切,她習慣了理所當然地獲取标準答案,卻完全放棄了自己去尋找、自己去體會的打算。這恰恰是一種膽怯,面對沒有标準答案的生活的膽怯。而她所赢得的同學們的掌聲,更是說明了這種膽怯是一種普遍的存在。
還要問“我們為什麼總是得不到諾貝爾獎”嗎?提供一個并非标準答案:這是因為,諾貝爾獎隻會頒給自己去尋找答案的人,而且,又未必一定是找到答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