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無論是高考還是研究生招生，都頻頻出現學生考上了卻不去報到上學的現象，這其實是我國高等教育資源普及後的一個表現。實際上，這一現象在英美高校也同樣存在，而它們的一些做法或對我們有些啟發。

中國政法大學日前發出公告，32名2022級研究生新生因為未按時報到，被取消入校資格。這32人中，除去留學生等特殊人群，來自内地的有15名碩士、7名博士共22人。

一邊是考研熱、考研難，但另一邊是考上也不去，而且是放棄這麼好的學校，讓很多人感到驚訝。這一消息一時沖上各平台熱搜。

其實在2021年9月，政法大學也曾發布公告，38名研究生因未在規定時間報到，取消入學資格，今年實際上比去年還少了6人。換句話說，研究生錄取不報到并非新鮮事，也并不限于這一所高校，而是比較普遍。

比如2019年湖南大學就曾發布消息，取消69名研究生資格，原因也是未按時報到。同年，蘇州大學發布公告，68名研究生未按時報到，放棄了入學資格。2020年，太原理工大學也有49名研究生逾期未報到。因此，這一現象在全國高校普遍存在，區别隻是人數多少。

為什麼不去報到？具體原因不清楚，但總體上應該比較簡單：有了更好的去處。

坦率地講，多數孩子考研讀研的目的還是就業，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面對競争激烈的就業市場，很多孩子往往多頭出擊，一方面備考研究生、公務員，同時找其他工作，也有一些還在同步申請國外的研究生。

對于優秀的學生，往往是“四處開花”。考中國政法的研究生成功了，考公務員、法官也成功了，或者是找到了幾份體面的律所工作。權衡以後，放棄讀研就成了很正常的一個選擇。

事實上，有研究表明，北美的博士從注冊到最後拿到學位前，流失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因為有了更好的工作，而不是因為學習研究能力。

其實也不隻是研究生錄取不報到，本科生也普遍出現了被錄取而不報到的情況，包括985高校也不能幸免。2020年，東北大學就公開了50多名本科生錄取但未報到的情況。日前，因紀錄片《高十》而出名的廣西考生唐尚珺，在第14次參加高考後放棄了上海交大。而在這14年中，他已先後放棄了重慶大學、吉林大學等著名985高校。

我們必須承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錄取而不報到這一現象越來越普遍，越來越突出。

在現有制度下，這一做法并不違規，也是政策允許的。但是，很多人質疑這一做法有浪費教育資源、影響其他人獲得教育機會之嫌，因而多有批評。那麼，這樣做是否浪費了教育資源？客觀上存在，但在教育普及化的概念下，浪費之說也難以完全成立。

在精英教育時代，的确存在高等教育資源稀缺的問題，因此我們對報考資格都有嚴格限定。比如2001年之前，高考報名年齡限制在25周歲以内且未婚。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認為超過這個年齡的人，讀完大學後服務年限也較少，已經不值得培養了。伴随着大擴招，這一要求被廢止，核心就是保障受教育的權利，而不是算計是否浪費了資源，因為高等教育普及化之下，已經不稀缺了。

到如今，不但不稀缺，甚至還面臨生源枯竭的問題。

比如高職等專科高校，招生計劃完成率低，報到率也非常低，目前全國平均報到率普遍低于85%。因此，2019年高職大擴招，招生計劃定為116萬，實際就是按85%報到率倒算出來的，真實的目标是招100萬人左右。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談到這是資源浪費。為什麼？說白了就是資源多，競争并不激烈。因此，浪費與否，核心還是根據稀缺度在談。

2021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1001萬，本科招生近450萬，研究生招生117.65萬，僅碩士招生量就趕上了1998年本專科招生量。即便是名校，招生量也在大幅增長，遠非當初那麼稀缺。2022年，複旦大學招收各類新生15651人，是80年代十餘倍，其中本科生4120人，占比26%，碩士8400人，占比54%，博士3131人，占比20%。上海交大類似，研究生合計占72%。

我們很少談對專科教育資源的浪費，而是緊盯名校、研究生，核心還是稀缺度本身，雖然今天名校的稀缺度和80、90年代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被錄取而不報到，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伴生的一種“喜悅”，是受教育者有更大更多選擇權的結果。但是，對于這一越來越突出的現象，的确應該給與關注并逐步解決了。畢竟不報到人數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多，一旦高到一定比例，将會對高校的正常運行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一旦報到率過低，部分對學生學費依賴度高的高校，其基本運轉就受到了直接的影響。而一些博士生導師，平均一年也不到一個招生名額，一旦錄取而不報到，就對導師的研究工作造成了直接影響。

有人說，補錄就是了。理論上當然可以，但存在很多現實困難。

高考、考研等都是高利害度的考試，為保障公平公正，我們不可能放任學校自行組織補錄，哪怕隻有幾個人。這樣的話，就需要在統一組織下進行二次考試。比如碩士研究生招生，筆試隻是初試，複試是關鍵，我們可以不用再組織初試，但為保障招生錄取的公平公正性，各學校補錄的複試組織與規範要求與正常錄取應一緻，包括複試中的筆試面試，以及監察部門的過程監督等等，這幾乎就等于一年兩次招考，從效率上就很難實行。

當然，在招生周期未完成時補錄是最好的，隻是這一措施現在就有，比如高考中的二次征集志願，研究生招生中的調劑。現在的問題是已經完成招生所有流程後，在報到最後環節才發現的。

另外，如果各高校報到已經結束，這時再補錄，會形成更為複雜的連鎖反應。比如某考生被A學校淘汰，被迫調劑去了B學校，這時他突然得知自己有資格參加A學校的補錄，那麼他一旦再被A學校錄取，B學校就又形成了缺額，怎麼辦？這是連環套。也就是說，報到後再補錄是不可能的。

理論上給高校放權，可以靈活處理，但如果放任高校自行組織，如何保障公平公正？相信多數人不同意。

日前，哈佛大學公布了今年錄取的各種數據，秋季正常入學的學生也僅占錄取人數的83%。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英美，為應對錄取但不報到的情況，都有着系統成熟的辦法。

第一就是多招，超額招生，類似航空公司機票超賣一樣，根據往年報到率，上浮招生人數。比如原計劃招生100人，那就發120個錄取通知，最後實現100人報到的目的。前文提到的高職大擴招第一年就用了這一辦法。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做法。比如美國高校有一個确認環節，即收到錄取通知的考生，都需要在一個規定的時間之前，書面回複并确認，一旦不予确認，就會馬上啟動補錄流程，對waiting list上的名單補充發出錄取通知。同時，對于确認的同學，部分學校還會要求交一份保證金，否則予以沒收。

對于ED（early decision），即提前申請錄取的學生，限制更為嚴格。首先限定隻能申請一所高校，同時，申請的同時即承諾被錄取就要報到。對于ED申請但不報到的學生，有較為嚴厲的懲罰，會被記錄并放入相關的“黑名單”中，不僅影響未來的申請，也會影響到當下的錄取，個别大學甚至會直接聯系該失信學生所錄取的新學校，要求取消其錄取，而且大概率會被相關學校接受。這一不誠信的紀錄，将直接影響到該考生未來報考本校和其他高校，甚至影響到貸款、求職等方方面面，讓考生不敢輕易放學校鴿子。

當然，美國高校這些做法，我們可以參考，但不能直接套用。

英美高校這種做法的核心，一是考生個人誠信背書的承諾，讓毀約有後果，二是錄取“超賣”，降低學校錄不到人的風險。

對高校來說，比較簡單的做法是“超賣”。但是在學校無法完全實現自主權的情況下，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我們的招生更接近于計劃經濟，學校并沒有自主權，而國家也是根據這個計劃給學校撥付經費的。每個學校的報到率不同，而且在變動中，國家又如何實現這種精準分配？但無論如何，都值得探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比如是否可以嘗試增加2%-5%的計劃？

但是僅有“超賣”還不夠，有必要增加确認環節，給正常招生周期中留出二次補錄的時間。即在被錄取後，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書面确認。對于确認後卻未履行責任的考生進行懲戒，有後果，就成為這其中的關鍵。否則，這種承諾就如同廢紙，沒有實際意義，确認環節就形同虛設了。近年強基計劃就增加了确認環節，有效降低了這種“占位”後卻放棄，直接影響強基計劃招生的現象。

事實上，近年在研究生推免招生過程中，頻繁出現學生放老師鴿子的現象。很多學生為保險起見，往往拍着胸脯告訴老師，“隻要你要我，我就隻跟你”，甚至賭咒發誓，非某老師的學生不做。其實是廣撒網，盡量多拿幾個錄取，一旦塵埃落定，馬上奔赴最優選擇，給老師的隻有一聲抱歉。

因此，對于缺乏契約精神的同學給與合理的懲罰，實際上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學生有選擇的自由，對此我們充分尊重。在确保學生選擇權益的基礎上，增加确認環節，是希望盡可能篩選出和高校“雙向奔赴”的學生。比如招生上的誠信黑名單制度，就是懲罰的一種，這一制度的建設，還需要相關法律規定的完善，否則難以實施。

當然，從長遠看，核心還是要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學校的教育質量，或者說教育的投資回報率是最根本的保障。就如我們對名校的極端熱衷背後，還是就業。打鐵還需自身硬，當學校有足夠吸引力，被錄取而不報到的比例就會在可控範圍内，而不會對高校形成系統性的，甚至緻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