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曆史學系 王東傑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羅志田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10月版，201頁，39.00元

餘英時先生曾指出，中國曆史的特色之一是“缺乏裡程碑式的變化”（《關于中國曆史特質的一些看法》）。二十世紀則不同。這是一個巨變時期，變動無所不在，場面恢宏而深及根柢。“革命”也因此成為描述和理解這段曆史的核心語彙——盡管在這段時間，革命的意義和标準也不斷改動，但無論如何，辛亥革命都被視為這一巨變的開端。如同羅志田先生在其新著《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開篇伊始指出的：“在辛亥革命前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至少出現了五六種要用‘千年’來做計量單位的重大變化。”辛亥革命既是這些重大變化中的一個，也是它們的一種結果，同時更預示了此下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動蕩不安。

“革命”這個詞本身就打着二十世紀曆史巨變的烙印。這兩個字的連用，在中國出現甚早，以所謂湯武革命為原型；但二十世紀所說的革命，與傳統之革命相較，貌雖同而心實異：古人說革命，意指天命更革，在今人看來不過是改朝換代；今人所言革命，則往往指向事物性質的根本變革，而且含有“迅速進步”的意味。就此而言，在二十世紀，革命的标準提高了：改朝換代曾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如今卻可能根本無法被列入“革命”的行列。但同時，革命一詞也日常化了——這可從其使用場合看出：“文學革命”“戲劇革命”“科技革命”“農業革命”，甚而至于“廁所革命”……形形色色，林林總總，而且絕不限于軍國大政，卻是琅琅上口，聽者亦毫不以為異。由這方面看，革命的标準似乎又在降低。

新、舊兩種“革命”概念的糾葛，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鮮明體現。一方面，它是朝代鼎革——早期的革命黨以“順天應人”将自己的主張合法化，甚至有意識地借助“反清複明”的記憶，正欲釋放“革命”在傳統觀念中的行動潛能，動員更多的民衆支持；而許多同盟會員，也隻是被“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鼓動，對于民權、民生兩大主義，并無多少深切認識，自然也很難說有何認同。這些都使得我們可以把它（部分地）歸入傳統革命的範疇；但另一方面，它推動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國體”與“政體”的全面革新，可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現代革命。

打開《革命的形成》的扉頁，讀者看到的第一句話是：“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這句摘自嚴複《〈莊子〉評語》的引文，為作者重審（如果不是改寫）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個契機。他要回答的是：在沒有“太多特别明顯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為”，“沒有過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清廷緣何迅速垮台？曆代講革命，都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人民揭竿而起，皆因朝廷失道：君主昏庸、官員貪腐、朝廷暴虐，有權勢者肆意妄為，庶民百姓至貧無立錐之地——這都是革命的标準導火索。羅先生則認為，辛亥革命與這些“典型”的革命不同，它是“思想領先、主動而非被動的革命”；革命者視革命為理所應當之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實在“無需受到多深重的‘壓迫’”。革命并非被迫反抗的手段，其動力就是革命者對革命的向往。在此，辛亥革命和傳統革命觀念産生了一個絕大斷裂。

作者的這一判斷，顯然與過去的認知存有極大距離。它是否可以得到學界廣泛贊同，也許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事實上，羅先生本人的出語就相當謹慎，短短一兩句話，加進了好幾個表程度的限定語——“太多”“特别明顯”“過分”，并特别聲言，此一論斷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此前關于改朝換代的曆史叙述大緻是确實的”。措辭的慎重表明，作者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觀點是“革命性”的。

其實，苛政“暴戾”到何種程度才算“特别明顯”，哪種“倒行逆施”才是“過分”的，恐怕都沒有什麼能夠量化的“客觀”标準可言，因此也是個難以用“科學”方法解決的問題（但它并不因此就不重要）。學界若就此展開激辯，恐怕終不免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兩可境地。此無它，個人标準不同，尤其是感受相異之故也。但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努力因此就要落空？

并非如此。相反，在我看來，作者将問題引向了一個更為切合曆史實境的方向。就在剛才引述的那句話後，他指出：既然辛亥革命是個“‘士變’式的”的革命，“則士人的心态，他們對朝廷、對世局、對世界的認知，就都是認識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這樣，焦點就轉移到了“認知”和“革命”的關系上。認知依賴于事實而存在，但同一事實，在不同人那裡卻可以激發出完全相異的認知，這是各人所持（未必自覺的）“标準”之異。晚清政府的統治是否暴虐，對不同人來說，感受并不一緻。後世研究者如此，身當其時的人們隻能更甚。認知、感受和（主觀）标準，因此也都是曆史事實的一部分。故此中關鍵在于，為何人們會對（未必“失道”的）晚清政府産生“失道”之感？

尤其是作者注意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正當清政府積極展開“新政”和“憲政”，大力改革之時；“革政”本欲挽回“革命”，卻最終招緻“革命”的爆發，使得問題更加尖銳。而這頗為諷刺的事實也令我們想起托克維爾的名言——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在它開始改革之際。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革命的形成》并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翻版。曆史中确不乏相似之處，但相似也往往是刻意忽略差異性的結果。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革命，并非十八世紀晚期法國故事的重演。作者把将之放入近代中國“權勢結構轉變”的框架中，細緻剖白了清廷欲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應對困局，力圖将中國帶入“富強”之境，反而身陷險境的過程，展示出了辛亥革命的具體性和特殊性——正是這些具體性和特殊性才對中國人最有意義。

作者的這一論述，建立在另一個與流行意見不同的見解上：傳統中國治理遵循的是以“無為”和“不擾民”為行事倫理的“小政府”模式。與通常認定中國傳統政治的“中央集權”性質不同，作者指出，“集權”而“有為”的“大政府”正是晚清新政所欲達到的目标，卻也由此葬送了自己。這裡隐含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傳統政治是“小政府”模式，而“新政”和“預備立憲”都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環節，那麼，這種“現代化”豈非恰好是要通過對一種不怎麼“現代”的方式的仿效，改掉中國傳統中那些相對“現代”的東西？然而在當日，這種反諷卻無人料及，即使想到，也未必敢說——中西新舊文野标準既定，哪怕隻是微小質疑，也無有可以置喙之地。比如，當年杜亞泉提出“教育和商業不應由政府主導”，本是中國傳統的實況，在今天卻成為需要被論證的見解。在此意義上，那一場當年看似完全失敗的改革，似乎也并非全敗（然而對整個中國，卻也未必就是勝利）。

晚清是被列強拉入一個萬國相競的“世界”體現中的，清政府并無自主選擇的餘地，且越到後來，自主餘地越小。清廷要“送窮去虜”，迅速富強，便“不得不向一個有作為的大政府轉變”，許多原本不在其管控範圍内的事務被提上日程，由是帶來一系列難以預估的後果。“新政繁興”，看似一派活力，但從實際操作者角度看來，它提示出的實際是“需款”孔亟。這逼使清廷一改中國傳統“藏富于民”的理念，主動出面“理财”，廣征捐稅。作者指出，“客觀”而言，“當時稅收确實不算重”，臨時捐稅“與後來或與外國比較，絕對值也不一定很高”——然而，曆史的關鍵在于，“數字現實是一事，心理承受能力又是一事。對從前不怎麼出錢的人來說，新增部分數量如此大、種類如此多，已經特别‘沉重’了。……這類作為直接違背不與民争利的傳統觀念，屬于典型的苛政，更是‘失道’的表現”。

這段解說相當簡潔地抓到了曆史變遷的一個核心。中國人常說，民心向背決定天下得失。然而，“民心”似乎又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概念。因此，在實證研究中，問題往往被轉化為具體治理方案的得失，實際上是把當事人的“認知”割裂在外（但其所用證據，又往往就隻是當事人的認識和體會）。主觀的感受和客觀的事實當然無法脫鈎，上有所舉，下有所應，民心離合就是對政府施為的回複。可是，這種施受的感應又不是孤立的、機械的。人心随其所在社會、文化語境而随時波蕩，故也是相對的——所謂“心理承受能力”，便是這波蕩過程中的一個“暫時态”，時過境遷，也許對同樣事情的承受能力就會增強。然而問題是，人不平則鳴，雖是“暫時”的心态，卻也可能引發相當即時而難以挽救的後果。讨論政權鼎革，決不能（因其并非實體而）将民心棄置一旁，但也不可将之看作一個機械的不變常數。人心，應放在一個多元因素相互影響的認知網絡中動态衡量。

在分析了晚清政府面臨的考驗、占有的資源和實際的處境（各種主客觀因素）後，作者似乎認為，滅亡是清廷無法逃脫的命運：“以‘小政府’的思維模式推行迅速富強的‘大政府’政策，基本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若再給清廷十年繼續推行改革，恐怕仍會被各項日新月異的新舉措拖垮。”在一定程度上，晚清政府所承載的不隻是那幾十年中的曆史，甚至也不隻是有清兩百餘年的曆史，而是整個中國傳統的“政治方向、政治結構和政治倫理”的根本變革以及由此而來的風險。這一點，是此前的辛亥革命研究關注不足的。

導緻中國政治模式不得不變的基本原因是西方的入侵。作者特别強調“外國在華存在”的力量，但他所謂“無所不在”的“外國”，并不隻是那些一眼就可以認出的“外國”——外人、外力，其“存在”是廣義的。外國已成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且這結構“不僅是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也包括社會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在很多情況下，根本是以“中國人”面孔出現的。其“無所不在”的徹底而綿密，即使在“外國”作為被打倒對象的場景下，它也往往早就進駐了批判者的頭腦，無聲地改變了他們的心靈版圖，使他們“不自覺”地展現出與自己的主論點相沖突的思考邏輯。清政府意欲“救國”反而“失國”，不過是一個例子。

因此，若說清政府的失敗源自“失道”，關鍵恐怕還不在于怎樣理解一個“失”字，而在于怎樣理解這個“道”字：在“道”出多途的情況下，何所謂“道”？所“失”者又是誰的“道”？“道”的标準一變，以“合道”“失道”為區分的行動邊界也就自然需要重新調整，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可行？同樣舉措的性質往往立時改變。尤其是，當标準的變動尚未達到“公認”程度，不同的人實際是以不同的要求和期盼相互對待，擦槍走火，乃至釀成整體性的社會大悲劇，自在意中。

羅志田先生指出：在晚清讀書人那裡，“具體之‘民’的實際心聲已被抽象的‘國民’應有的觀念所替代”。“應有”二字相當準确。其時輿論愛說“主權在民”，“國民”的地位相當重要，但在實際生活中，貌似又很難找到“合格”的“國民”（因為制造輿論者在用一幅“理想國民”的畫像來衡量實際真正存在的國民），故不得不起來“代民立言”。這其實也未必是一個太大錯誤，因為在傳統觀念中，士為四民之首，本是農、工、商的表率，但問題是，其時至少一部分商人已經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不願找人代言，而新興讀書人和農、工之間的思想差距也相去不可以道裡計，但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可以“代表”人民講話的。

我們或可由此注意到近代政治中一個重要特點：不僅官方要有為，與官方相競的一方也要有表現。羅先生以簡潔的筆觸為晚清的熱血讀書人畫出一幅速寫：他們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的國家和國民”，更不了解他們想要“摹拟”的“西方”，但隻要“膽大”，“肯說話、願意說話也能說話”，也就可以“參政”了——大部分情形下是以“議政”也就是造成“輿論”的方式來參政的。“輿論”可能是“民心”，也可能不是（至少不是全部），但它如果聲量夠大，又沒有其他競争者，也就可以造成“認知”，繼而影響實踐，決定曆史走向了。本書屢屢将目光投向“感覺”“眼光”“心态”“想象”“名詞”這樣一些不大“客觀”而不斷變動的因素，正是欲向讀者展示“人心向背”如何造就曆史。作者強調，相對于單純的“制度”變化，“人”的改變才最重要（當然不是說制度不重要），似也可由此角度理解。

然而，這的确又是時過境遷的反思。曆史由各種因緣湊泊而成，人力無法全然把控，身處局中者，即使能夠部分看破其所在境遇，也難以找到更好、更可行的方策，隻能摸索前行。是否成功，無可意必，不無運氣成分，為後見之明所難替代。

這冊十多萬字的小書，在羅先生幾可等身的著作中，并不特别顯眼。然而，字數多少從來不是衡量學問的恰當尺度。愈是小書，愈考驗一位學者功力的高下。在有限的尺幅中，作者須将學養識見直接呈露，不能迂曲萦繞，雲山霧罩。事實上，此書篇幅雖短，卻将羅先生在不同論文中詳細讨論過的議題，諸如“道出于二”“四民社會的解體”“國進民退”“異端的正統化”“物質的興起”等，高密度地統合在“革命形成”的主題下。因此，某種程度上，我願把此書看作羅老師關于整個中國近代曆史的一部通論性作品。

不過，此書是作者一個更大研究中的階段性成果，也因此留下一個懸念。現有論述主要圍繞被革命的一方——清政府展開，真正的革命者迄未上場——他們怎麼重新界定“合道”和“失道”，構成了“革命形成”故事的另一部分。因此，不妨借用舊小說的一句套話來結束這篇小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