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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方志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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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方志理論研究 清代繼續了宋、元、明志家對方志性質、淵源、功用的讨論、辨析，更重視對編纂方法的系統探究。講求訓诂考證的學風漸盛，志家更多地注意方志纂修中的資料采集和史實考辨。

清代方志史研究 在史志關系研究方面，清代志家普遍指出，史與志在名稱、體裁上雖不同，但作用相同，兩者存在表裡關系。清代學者不僅研究方志的起源，也着意從史學角度深入探尋方志的發展、演進脈絡。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序中總結了方志的演變及特點。乾嘉以後對方志史的評述多據此說，闡述更為透徹、詳細，如郭嵩焘《湘陰縣圖志序》、缪荃孫《重修信義志序》均論述了志體、志例來曆，主張“至宋而流傳始多”和“至宋而體格大備”。這些觀點，為後世人所肯定并成為方志史研究的重要依據。

清代修志方法研究 清代學者對判斷善志的标準有不同闡述，均貫徹了“文約事備”“文直事核”的修史原則。如章學誠提出“要簡、要嚴、要核、要雅”，伊辟在順治《朔州志》序中概括“若雅、若當、若真、若備”，詹惟聖在康熙《臨縣志》序中認為“搜采必詳，考訂必核，好惡必慎而不私，去取必嚴而不濫”，黃彭年在《重修唐縣志》序中提出“例必嚴、文必簡、古事必真、近事必備”，林則徐提倡志書宜詳。不少人贊同“作史莫難于志”。關于修志的難點，馮達道在《順治重修河東運司志》序中概括為“四難”，即“敬慎之難”“詳核之難”“審定之難”“裁制之難”；白潢在康熙《江西通志》序中提出“五難”，即“征信難”“折衷難”“持擇難”“博稽難”“絕情尤艱”；章學誠在《修志十議》中概括的“五難”為“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衆議難”“廣征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清代志家多注重有關國計民生方面的内容，道光《大定府志》凡例中表示“志書所紀，須有關于吏治民生”。有些志家提出應選擇性地登載詩文序賦，如康熙《萍鄉縣志》不載無關風土、政治、文行者，乾隆《婁縣志》隻收錄有關興廢利弊的文章。有的志書藝文不列專志，而是分載于其他相關類目下，如乾隆《德化縣志》。王棻撰《光緒青田縣志凡例》，分“編次之例”“改并之例”“增删之例”“名實之例”“阙疑之例”幾部分，對方志編纂提出改進意見。一些學者總結歸納曆代及當時的修志弊端，主要是采集不同、去取不嚴、立論不公等，如白潢在康熙《江西通志》序中指出八種弊病，張锳在道光《興義府志》序中概括出“十六病”。

清代方志編纂流派 清代在“征實考信”的治學風氣下，出現了戴震的講求沿革、錢大昕的考證人物、洪亮吉的嚴守義例、章學誠的重視史法等主張。近現代史志論著中，一般将清代方志理論研究情況概括為兩大流派，即地理派和曆史派。①地理派。又稱舊派，或考據派、厚古派、纂輯派。主張修志要厚古薄今，貴因而不貴創。注重對地理沿革的考證，所修志書中地理内容較為詳盡，對其他史事的記載比較簡略。以戴震、洪亮吉、孫星衍等為代表。戴震在乾隆《汾州府志》例言及乾隆《應州志》序中多次提到“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為重”，認為“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洪亮吉主張“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認為“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乾嘉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地理派修纂的志書代表作有戴震《應州續志》、洪亮吉《澄城縣志》、孫星衍《偃師縣志》、謝啟昆《廣西通志》等。②曆史派。又稱新派，或文獻派、詳今派、著述派。其特點是将撰述與記注分開，強調對各類資料的概括，而不是比類纂輯文獻。以章學誠為代表。章學誠批駁了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觀點，指出“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提出“志屬信史”和“方志乃一方全史”的觀點。體例規制方面，章氏推崇規矩法度，主張“志乃史體”，應遵循“史家法度”，一方面是指在體例上循《史記》《漢書》紀傳之例，叙事中不負《春秋》微言要旨；另一方面是指措辭命意上的基本要求。從方志性質、體例、編纂方法、方志辨體等方面引申出的章學誠理論，為方志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摘自：《方志百科全書》）